我写这本回忆录是这样引起的：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语所说道那样，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简直合一颗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谊是这样的。这个朋友把他回忆自己从一个最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一个满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见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经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他心里充满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就立刻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够实现他的信念、影响他周围的同志、熟人和亲朋的力量。接着，他便谈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工作，他们怎样唤起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渐发展、逐渐扩大、逐渐深刻，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心。他和我谈的时候，总是说：“我现在所得，只是我个人对我自己过去到过的那些地方的观察。这些观察不是包罗万象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到过很多地方，也没有在很多地方住过。”因此，我再重复说一遍，这就是说，我是在转述我的朋友的回忆，而且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还是从头说起的。

　　我出身是个农民，14岁以前，一直住在四面都是树林子的一个村庄里，离开大城市老远老远的；到15岁，我才生平第一次看见一座真正地道的城市，接着看到了第二座，第三座，最后见到了首都，另外就是我曾定居过的那座城市，尽管如此，但是我的老家庄子里的生活，庄稼人过的日子，我是完全不了解到，忘记了，显然是终生不会过问的了。命运从来也没有让我有时间回到乡下去，去耕种那块在法律上是我主人的份地。但是城市里的生活，首都的生活，工厂的生活，工长和工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这是我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我所了解的，熟悉的和亲切的。一个工人的家庭，这就是我的家庭，我是能够十分了解和感知的。这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引起我的奇怪，都不会引起我的不快，也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将来也还是这样的！”当我还没有过到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是混日子的时候；当我还没有思考日常生活问题，而是单靠微薄的工资过活，脑子里还稍微有些宗教偏见，但已迷迷糊糊的想发财过好日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有这么一座小城，它占地两平方公里，四面环水，一面岸上筑着许多兵营，另一面岸上是官家的造船厂和拥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工厂的港坞。这座城市中间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关切地拥抱着许多官家的仓库，无论你走到哪儿，到处都是官家的、军事的、部队的东西。这座城市，就是喀琅斯塔得。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喀琅斯塔得，我15岁那年，第一次进入喀琅斯塔得港的鱼雷工厂做工了。在三年中间，我一直是每天挣二十戈比，或者说，每月挣四卢布四十戈比到五卢布。我得靠这点钱来养活我自己，因为我从哪里也不能得到帮助。我在这个工厂里一共做了将近三年的工，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张秘密传单或是一本秘密小册子。真的，显然工厂里其余的工人，也都没有见到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议论倒是什么样的都有，尤其常常发生在某一间屋子里。

　　大伙什么话都谈，居然还谈到“政治犯”。我很难去表达这些谈话有趣到什么程度，也很难理解这些谈话的意思，尽管别人谈得十分亲切，毫不害怕什么特务、奸细和一般的告密勾当。这里没有反对现行制度的犯罪言行，有的只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回忆和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这些消息常常被人歪曲地理解，被人传说得仿佛是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需要严守秘密的、犯法的、很危险的，因而也是很有趣的和非常吸引人的事情。

　　这时候，听众的脑子里紧张到了极点，四周笼罩着一片迥非寻常的寂静气氛，只有旋转着的传动装置的枯燥无味的喧嚣声和在皮带轮上滑动的皮带的特殊响声，才划破这种寂静气氛，同时从微启的门外几百个正在干活的人和运转着的旋床那里也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闹声。老天爷，您千万别让宪兵或者像宪兵之类的什么人出人意外地跑到这里来。可以预料到，那时候，这些无辜的听众一定会万分惊恐和慌张。只要管理处某个人悄悄地冷不防的来到这里就够了，很多人都会急得满头是汗——神经紧张状态竟会达到这样的程度。谈话的人讲得自己都魅惑了。他活龙活现地讲述某个阴谋、某件收买勾当、某桩谋杀案子，而且还提到某个在城外受了绞刑的死囚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谈到的那些姓名和人了；但是印象一直还是很强烈的。同时至今还不明白：那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处死，而他们又干了一些什么事？在谈话的时候，比较懂得事理和脑筋聪明一些的人都会明白，他们（被处死的）准是阅读了或者秘密阅读了些什么东西，阅读了犯法的东西；并且知道他们都不是蠢汉，而是为了袒护工人，但是有些工人却认为，这种袒护工人的行为，正是罪犯们特别狡猾的地方。我记得当时还谈到过一个被带去行刑的军官的情况，谈到他在临刑前的态度等等。我还记得有关一个在这个工厂里做过工的钳工的故事。这个钳工每逢星期天经常到市外城墙上去阅读什么违禁报纸。后来，他被人严密地监视了，种种形迹可疑的人也常到工厂里来了：一个人穿神甫的服装，另一个人是什么官吏，第三个人是乡下人打扮，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全都来瞧瞧这个钳工。这个钳工也被这些人猜透了，他们的监视，结果弄得他神经错乱了。

　　我在十八岁前的生活和工作，大抵上就是这样。到了十八岁，按照当地的规矩，我被人当作成年人看待了，不算徒工，而是工匠了。显然，这是遗留下来的一种手工业行会的规矩。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完完全全的大人，而且不久就担负起独立的、相当复杂的工作了。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原因是他们看待我，还是像过去的学徒一样，付给我的工资，少得可怜。我开始打主意，设法到别的地方去干活，但是没有人撑腰，要办到这件事，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只好暂时仍旧在老地方做工。最后，我的愿望好像快要实现了，而且我已经准备动身上彼得堡的巴尔契斯克工厂去了。但是，我尽管得到别人的许多诺言，而事情进展得仍旧很慢，我的几次请客还没有产生出我所期望的那种效果。正是在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认识了一个彼得堡的工人，这人就住在我已经住了二年多的房子里。由于细心观察了这个彼得堡的工人，我才明白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些好样的。他们尽管酗酒，但是干活却是没天没夜的干，他们每月都能挣到百八十个卢布的工资。对我说来，每月挣到十八个卢布，就已经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理想了。

　　看来，我使这个彼得堡人对我产生好感了，接着我们结交了一种特殊的友谊。这个友谊在我身上长久地留下了一个彼得堡的无神论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工人给我的好印象。老实说，他本人也还是个没有觉悟的人，不可能给我什么启发，但是他能够把他自己对厂里的资本家和一帮渺小的寄生虫的部分本能上的憎恨和反抗感染给我。他几乎整日整夜地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到了周末，完全累垮了，星期六稍微喝了一点酒就醉了。那时，我带着他跑到离开人群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在那里，这个做工做得精疲力尽的、被伏特加酒烧得感情冲动的老人，开始慢慢地向我袒露真情，倾吐充满在他心里的憎恨。“瓦尼亚！”他向我说，“你能弄到我们老板用来烂坏金属的那种毒液吗？”

　　“你要这东西干吗呀？”

　　“听着：我在乡下有老婆，有孩子，还有房子，因此我想带着这种毒液回到乡下去，打算先毒死所有的畜生：神甫和村里的富农，然后再和老婆孩子去安排别的事情。我告诉你，神甫是最坏不过的人了。你要相信我，相信我这个醉汉，什么上帝都是没有的，全都是捏造出来蒙骗咱们弟兄的，大丈夫每走一步路，都必须当机立断，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杀尽村里的神甫和富农，不然，他们决不会让咱们弟兄安身活命。”

　　他常常向我说这类话。

　　“你想想看，”他接下去说：“咱们要这些吸血鬼（老爷们）干吗用啊？他们只会从咱们身上压榨剩下来的工资，坑害咱们，欺侮咱们，骑在咱们的头上。”

　　不用说，我的这位彼得堡人骂得最厉害的对象，当然是管理处的那帮狐群狗党。从这种谩骂中，我可以接受相当一部分对压迫者的痛恨的话。但是，他不能正确地发挥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我就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接受他的观点，同时也不可能感到像他那样深刻的仇恨。他对一切不公正的事情，真是恨之切骨，显然他是在用啤酒和伏特加酒浇愁泄恨……后来，我打听到，他不久就死了……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到彼得堡的一家工厂去做工了。我进厂就做包工的（补件的）活。我们一帮，共有十八个人。进厂后，我非办不可的第一桩事，就是敬敬我的同伴，也就是请请客。我当时身边分文不名，因而由我们班的全体伙伴担保，由工头借钱，买四桶伏特加酒、五尾青鱼、面包，外加几瓶啤酒。为了庆贺我进厂，同一帮的人全都到场了，除了自家人以外，别的帮会以及和我们这一帮的工作有联系的人，也来了五位。我们大伙聚在门外的院子里围成一个圈子，中间放着酒菜。当然，这里对于任何起码的享乐，都是不存丝毫奢望的。一个人喝伏特加酒，另一个人啃面包，第三人嚼青鱼。青鱼事先就已切成块，现在已经人手一块了。工头手里端着一杯斟满酒的杯子，按照礼节祝贺我的进厂，用这来揭开酒宴的序幕。五到十分钟以后，我们分手了。走出院子，我就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被公认是这个我刚花了两个半卢布请了客的帮会里的一员了。虽然这种陋规，是很讨厌的，但是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对它心怀特殊的恶感。人们在这些请客会上常常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和别人亲密起来。这时候，他们心里都想谈谈自家的事，叙叙重要的问题。在这些请客会上，人们常常教训各班工头，责备他们的饶舌和无端指责。这种教训的痕迹，有时候，过了一两个礼拜，还能从工头的眼神里看出来。当然，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工头们为了珍惜自己的体面，根本不去参加这种请客会。

　　总之，我就在彼得堡的塞棉尼可夫工厂里做工了，在帮会里做“计件的”活计。工资不是根据个别的人来计算的，而是根据参加这个帮会的全体伙伴来计算的。在这种帮会里做工，非得精明强干、胆大而又能维护自己不可，否则，就要受到别人的欺侮，或者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被人从帮会里撵出去，这种情况是十分令人伤心的，因为在帮会里干活，干一个卢布的活，可以拿到五十到六十个戈比，要是不在帮的话，连什么都拿不到了。

　　我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时候，觉得工作丝毫也没有使我困累过，也很少有过因为干活而感到疲倦的时候；天天做工，人也不觉得烦恼，身体也没有糟得这么快。那时做的，根本就不是这种包干的和计件的活。人一做上这种计件的活，就毫不怜惜自己，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健康，毫不展望一下自己这一生的前途，从来也不考虑到工作会影响他的寿命。

　　不！他不断地把工作推向前去，汗像雹子似的从他身上倘下来，而没有擦净的汗珠沉重地落到他的活计上，引起他的不满和恶骂，紧跟着用袖口往额角上猛地抹上一把，接着又是工作，急急的、匆忙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想多挣一个戈比的工资。

　　要是待在人人都互相监视的帮会里的话，情况就还要坏。最糟糕的情况是，几个人同时干一样的活。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尽力地加油干。工人干上这样的活，等于是卖命。[1]通常总是会有一两个高明的工人，把活计做得赶过其余的人，而其余的人则拼命加油干，竭力不让自己落在后面，甚至心里自然而然地害怕起来，唯恐白白地放过他几分钟时间，让别人在工作中赶过自己。

　　我也碰上干这样的活，尽管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欺侮的人，但是别人的保护也永远是需要的。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同伴，总是维护我。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有家室之累的人。不过，他脾气很大，而且不幸他是个文盲。

　　我和他处得很好。他常常向我说些从前遇过的各种风潮，还谈到过去有些医生和大学生在霍乱流行的时候怎么坑害老百姓，以及老百姓怎么把他们从尼古拉桥上抛到涅瓦河里去。至今，我一想起他，总是对他当时的这些观点感到十分奇怪。他牢记着民意党人在厂内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还记得人们在拷问室里阅读这本小册子的情况。虽然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但是他完全同情那些散发这类书籍的人。有时候，他还神秘地附着我的耳朵，向我叙述沙皇被刺的事。他说，据别人说，刺害沙皇是有目的的，只是老百姓不懂得这点而已。没有沙皇，日子会过得比现在好。不用说，他是十分憎恨吸血鬼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的。同时，他还把这种仇恨心感染到我的身上，把它烧得越来越厉害。在厂里干活，第一年使我感到很满意，尽管可以说，我不是在过日子，而只是一味地干活。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干，有时两天也不回家，虽然家离厂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为了做急件的活，一连干了六十个小时，只有吃饭才休息一会。这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只要谈一谈下面的情况就明白了。我有时候从厂里出来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来，瞌睡得碰到电灯杆子上。睁开眼睛，再走，接着又打起瞌睡来，朦胧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划船，忽然船头撞着岸边了，但现实生活立刻证明，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桥边上的粗栏杆。这么做工，既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情况，脑子里也不想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盼望着赶快过个什么节日，而到节日那天，又睡到中午十二点钟，甚至下午一点钟；还是看不到什么，什么也不能知道，什么也听不到；第二天还是做工，做那个累人的、连续不断的、要人性命的工，既没有丝毫人生乐趣，也没有丝毫休息。

　　这到底是为了谁呢？为了资本家！为了让自己变成傻瓜！只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会感到快乐，于是也就不可能感到可怕的压迫和惨无人道的行径了。

　　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凄惨地、忧郁地过着日子。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什么话，但是不明白它，同时也不会分析它。

　　写到这里，我要结束对我在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前的那段生活的描写了。那时候，我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有一天，也像过去数不清的那些日子一样，转动机在单调无味地旋动，皮带在皮带轮上滑动，车间里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工人在加紧地劳动，领班也在手忙脚乱地奔跑，一会在车间的这个角落出现，一会又在另一个角落露面，而且还可以看到许多各式各样的好吃懒做的上司也在无谓地忙碌着。这一天，我站在虎头钳箱旁边，全身伏在18英寸的锉机上，继续修理机车偏心轮的鸡心卡头。另外还有两个钳工也在修理鸡心卡头。我们在拼命用劲，把衬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脱掉了工服和坎肩。浑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台上和地板上，但是谁都没有理会我们。我们这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从来也没有人来夸奖，或是责备，也从来没有人叫我们放下这些做厌了的、劳累的活计，去稍微休息一会。

　　这一天，工作快完的时候，许多人都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停工的动静，因为每到星期六，大家照例在厂里拉放工汽笛前十至十五分钟就不干活了。

　　“任凭你怎么卖劲，活反正是干不完的！”别的帮里的一个钳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说，他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青年人。我抬起头来，伸伸懒腰，习惯地瞅瞅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从哪儿蹿出个什么人来的丝毫危险；哪儿都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回答说：

　　“我们在干井包的活[2]，因此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明天礼拜天，你们的一帮怎么样？还干活吗？”柯斯嘉（我后来就这么称呼我的这个同志）有用意地问道。显然，他早已发觉我是个愿意走上争取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光明大道的人。他有了这些想法以后，马上就有一股教育我的旺盛热力。

　　“不，明天我们谁都不干活，”我回答道。

　　“空下来，你在家干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干，不过，不久，我们将要举办一次跳舞晚会，”我聊开了，心里也想叫他参加，去快活地消磨消磨时间。

　　“你家里有些什么书吗？”他问道。“你有时候看看什么书吗？”

　　我打心眼里感到惭愧，很久以来，什么书我都没有看，虽然我也有几十本书。但是，我不懂得这些书，因此它们一直躺在我的小书架上，作为年青人房间里的一种体面的装饰。然而，我心里想，我的这些书里，说不定也有柯斯嘉喜欢的书。于是，我就向柯斯嘉提议，哪天晚上或星期天上我家去看看那些书。柯斯嘉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稍微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向我提议要我和他更接近一些，而且要我明天午后上他家去。我对这个友谊感到很高兴。虽然当时，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像柯斯嘉这样对我的朋友。放工后，我们俩一起走。他常常暂时离开我，去同别人谈几句话，然后再回到我的跟前，最后他把他住的房子指给我看。我们高兴地分手了，我答应明天一定上他那里去。星期天，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上柯斯嘉那里去了，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住的房子。女房东客气地把他的屋子指给我看，我走了进去。屋子不大，是正方形的。除了主人以外，里面还有两个青年人：其中一个，我很熟悉，因为他是和柯斯嘉在同一个帮里干活的，另外一个，好像是他的兄弟。我坐下了。我们一对一地攀谈起来，接着谈话完全停下了。这时候，柯斯嘉从什么地方里拿出一张印刷纸张来，交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看一下。这个朋友伸手接过去看着，而我们三个人则默默无言地坐着。我因为不知道这张纸上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特别注意柯斯嘉的朋友的阅读情况，也没有去注意这张纸头对这个读者起着什么影响。但是，柯斯嘉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却有些异样地注视着阅读的人。看来，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大家都默不吭声。最后，那个朋友看完了，把印刷纸头折好，交还给柯斯嘉。他这么做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心想，这准是我不应该知道的私事。“怎么样？好吗？”柯斯嘉向那个仿佛感到很窘的朋友问道。

　　“行，很好，”那人回答道，接着就不吱声了。空气又肃静下来，好像有些难过似的。

　　“也许，你也想看着？那你就看一下吧，”柯斯嘉说着，就把那张纸头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了。从开头几句话里，我就知道，这是一件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不平常事情。我看到的头几句话，在我心里激起了—种特殊的感情。思想不禁激动起来，我好容易才接着往底下看去。这张纸头说到神甫，讲到沙皇，也谈到政府，都是用责骂的口气。这上面每一句话都打动了我。我相信，这都是正确的，同时应该像这张纸上所劝告的那样行动起来。这时我的脑子里幻想出一幅情景：我由于确切的行为被处死刑了，我的一生完了。然而，这时好像有一把铁锤对我当头擂了一下，顿时，什么天上的王国都化为乌有了，而且它们从来也不曾有过。这一切完全是捏造出来，愚弄我们老百姓的。我立刻相信纸上说的一切，因而它越加强有力地影响了我。我好容易才把这张纸看完，感到这张纸在用汹涌的思想使我苦恼。心想，把这张纸立刻归还以后，纸上的详细内容就不会存在心里了。但是，纸上的思想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从此我就永远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分子。这张纸是民意党人的。这是第一份秘密读物，我从它里面生平第一遭看到了反对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我默默不语地将纸头递还给柯斯嘉，并且立刻领会到他请我来的用意，同时下定决心应该为这个事业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深信，柯斯嘉也是用像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业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是弟兄了。至于另外两个朋友怎么看待这件事和心里怎么想，我是无从知道的。我之所以没有讲话，因为他们也像我所做的那样，表现了他们由于这张纸头而引起的愉快和满意。过了一会，这两个朋友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便谈起心来。显然，我已经取得了柯斯嘉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谈话主题是讨论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再弄到这类文章和好的书籍，以便尽可能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柯斯嘉开始向我解说他很懂得的圣经，因为直到最近，他还是个虔诚的教徒，爱看宗教书籍。他竭力把神学解释为只是被现在的神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学说。然而，柯斯嘉没有说话的口才，不能把我远远地引到那方面去。接着，我和他一起到我的家里去。我们细看了我那儿的书籍。我力求在这些书籍中发现什么好书。但是，我过去的购书兴趣现在对我们两个人说来是颇成问题的。我们决定下星期日一同到市场上去找好书。不用说，我也再三地询问柯斯嘉，他是怎么弄到这些违法的纸头的。他说，有一天晚上，做完工，正要出厂，在另外一群工人中间，他被一个人喊住了，那人在厂门口塞给他一张纸，说：“喂，回家什么事也别干，拿去，看看它！”的确，柯斯嘉看了，而且为了和那个人谈一谈，几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不久，我和那个把纸头塞给柯斯嘉的人相识了。当然，他知道我看过了那张纸，知道我对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业表示了革命的看法和革命的行动，知道我愿意学习，再学习，愿意按照给我的指示去行动，力求尽可能在一切便利的场合吸收恰当的人，而且进行宣传。

　　我本来就猜出我们工厂有一个人在领导这个事业，因为我曾经几次看见柯斯嘉同他谈话。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我和柯斯嘉两个人去找他了。我是被柯斯嘉当作一个可靠的同志来介绍的。我被介绍认识的那个人，身量很高，一个典型的男人，长着一双咄咄逼人的峻厉眼睛。他的目光一直刺到我的心里，我可真的发慌了。我像犯了过失似地望了他两眼，随即就把眼皮垂一下了，感到好像有一样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似的。间忽，我也胆壮地抬起眼睛偷偷地瞧瞧这个使我感到透不过气的人。这人的一撮又密又宽的淡黄颚髯，激起了我对他的特别敬意，但是一遇上他的目光，我又变得软弱无能了。这些都太奇怪了。以前，我看到这个人，或者从他身边经过，从不注意他，而且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寻常。他那时在我的眼睛里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但是，现在，当我自己想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却在自己面前看到一个有觉悟、有毅力、有胆量的人。这人现在想洞察我的心灵是否真挚，想弄清我的性格是否坚定，想知道我的愿望是否赤诚，——在他的凝视之下，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恐怖感觉：以致我没有能够说出一句话。Φ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有一天，我走到他的机床跟前，打算从他那里听到一些特别有教益的话，然而第一次，他却用严厉的词句和问题把我吓唬走了。

　　“怎么？你在胡想些什么啊？”

　　“我想弄一本好书看看，”我喃喃地说。

　　“你要它干吗用啊？你看了一本好书，打算干什么？”

　　“情形很糟糕，”我说，“你瞧，别人都欺侮我们，不肯说真话，全都在骗人。”

　　“知道真话以后，你想干什么？”

　　当然，我没有吭声，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类问题是好。回到虎钳机床跟前以后，周密地思考起他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用说，我对Φ很不满意，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却逼着我伤脑筋地去思考这些我应份不会知道、而且完全不懂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他们想考验我。我并且认为这些是对我的不信任，因此感到有点难过。但是我相信，我是会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清楚的，而且一定会弄懂它们。我和柯斯嘉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们随时随地地都在一起，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也有了秘密书籍，大部分都是民意党人写的。我们对于这些书简直入了迷，竭力想办法小心地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我们的交友圈子也逐渐扩大了，逢到礼拜天，不是我们去看别人，就是别人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情况发生了大变化，家里也好，厂里也好，周围的环境都起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对这点没有十分注意，仍旧一心一意地干新的工作。用不着说，我们只要发现对方和我们谈得投机，马上就想办法弄一本什么秘密书籍给他看。但是，我们在结交新朋友方面非常谨慎。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喜欢三天两头喝两杯的人、平素生活不检点的人，以及和厂里的领导牵亲带故的人，都尽量避开，不和他们来往。既然我们自己非常年青，因此我们也最喜欢和青年人接近。工作上的一两次的失败，已经使我再也不敢接近有家眷的人、中年人，或者中年以上的人了。因此，选择对象的范围，显得十分狭窄。我时常听到工人们谈起革命家们的旧事，谈到他们被捕和被关进什么石牢等等的情形。然而听得最多的是：很多人被捕以后，就永远不再回来，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我们和一些盲目相信自己的谈话的工人们争辩，但是我们也不是常常在这种争辩中占上风的。毫无疑问，这类谈话之所以形成，是有一部分根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过去住在工人中间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抓走，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而且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丝毫信息。因而，一些无知的工人就异想天开地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荒诞无稽的故事。这些故事慢慢地流传开来，同时由别人任意地添上形形色色的恐怖情节。这种恐怖情节过去和现在一直成了吓唬所有多少有些迷信、还不了解工人运动的、见识不广的人的工具。我和我的朋友竭力不同散播这种幻想的人去谈话，去争辩。但是却特别乐意听这样的谈话：塞棉尼可夫工厂过去如何发生风潮，以及从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里到处都有人偷看秘密书籍的情况。由于时常看到各种秘密书籍、接近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和同志们谈论革命的问题、制定各种改变整个生活制度的计划，使我们这两个在严格的辩论中经不住考验的人，生活经常过得非常激动。我们过去认为极其寻常的、还没有发觉到的这种生活，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新鲜。

　　这时候，我们对于加班加点的工作，从心里感到憎恨。傍晚，我们从楼底下走过车间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瞅瞅挂在墙上的亮着的电灯，玻璃上写着一排字：“今天小夜班，晚上七点到十点半”，或者“今天大夜班，晚上七点半到深夜二点半”。这两排字天天来回替换，也就是说，今天小夜班，明天大夜班。因此，我们每月都得工作三十天到四十五天，因而塞棉尼可夫工厂里有一些工人常常十分恶刻地说：“你我这个月过的日子比上帝过的还要多”，的确，该死的小夜班和大夜班有时候一个月叫我们多过二十天。

　　这些夜班到底剥夺了每个人的多少健康，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他们把事情安排得十分狡猾，以致每个人在领工资的时候，总是确认，如果他们少做大夜班或者小夜班的话，就要比从不放过一次加班活的人挣得少。结算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帮的工资总额按照天数来分，而余下的钱是按照工资的百分比来分的。最好是做不太紧急的活计，那时做完当天的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回家，要是碰到做急件，领班就要强迫全帮干活，那时工厂里的放工汽笛的响声，就变成了恶刻的讽刺，好像是开玩笑。这种笛鸣只是说：今天夜里，你还要留下来干几小时活，别人已经关切地从那计工板上摘下你的工号牌，交到领班的办公室里去了，而没有工号牌是决不让你出厂的。你要是到领班那里请求的话，多半是徒劳的，结果不是和领班吵架，就是被解雇。这类事件，天天都会发生。工人们任意恶骂，诅咒工作，但是仍然得干夜班。我和柯斯嘉过去经常在夜里工作，丝毫不觉得特别累，不知道这种工作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一直到读了秘密书籍为止。现在，夜班工作却使我们感到相当的疲倦，因而我们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它。我们还鼓动老师出来反对做夜班，说明做夜班的害处。

　　我和柯斯嘉虽然在工厂里做工，但是丝毫也不明白工人的生活情况。我个人不论在生活起居方面或者在经济方面都过得相当好。同志中间，有一个年青小伙子，过去在工厂里做过工，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工厂里的工人一样。他对我们谈过一席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很想去看看，实地了解一下我们还不知道的这种生活。我们决定去找工厂里的同志，这样，不仅可以上他们那里去，而且还可以对工人宣传。我们逐渐了解了工厂和工厂的生活，认清了工厂里的现存制度，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次，一个同志谈起工厂生活的时候，想起一个厂主为他的工人建造的一所新房子。据说，这所房子在工人的工厂生活中很特别。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出这是一座什么模样的房子。也不知道它是一座设备特殊的房子呢，还是一座工厂气味浓厚、好坏杂处、快乐与丑恶混淆的大工房？更不知道它是否是一座有些恐怖的房子。

　　因此，我和柯斯嘉决定礼拜天上那儿去一次，仔细地瞧瞧这所房子，看看那儿的居民等等，但是想起外面人很难走进这座工厂宿舍，于是我们决定冒充一下这个厂里的工人。星期六晚上，我到亚历山大市场去，买了一件带腰带的红斜纹布的普通外衫和一顶合适的鸭舌帽。星期天，我装扮成这个厂的青年小伙子的模样，怪不好意思地偷偷走出屋子，去找柯斯嘉了。因为害怕别人注意我们的衣衫，从那里，我们也是非常狼狈地出来，顺着斯里塞布尔格大道往马克斯维尔工厂走去。过半小时，就到达那儿了。

　　在离大路约莫四十俄丈远的地方，出现一座巨大的钢筋水泥的建筑，它的外表还非常的新。“大概，这就是，”——我和柯斯嘉认定了，接着就沿着一条稍稍狭窄的巷子和铺筑好的轨道向这座诱人的房子走去。我们走进院子以后，就看到一批一批的男女工人。男人，大多是青年人，他们一堆一堆地站着，看来他们是在指手划脚地讨论着什么问题。姑娘们东一处、西一处地坐着，同其余的人离得远远的，有的到处和小伙子们瞎闹，常常嚷叫着奔到一边，一会工夫又回到原来的人群里去。这一大批青年男女，活像生活在某个省份里的一座大村庄内。姑娘们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刺人眼目，它们同城市妇女的服装不一样，尤其和首都妇女的衣服不同；年青的小伙子们，有的穿着酒瓶子似的长皮靴，有的拿着手风琴，有的穿着短到小腿肚子的裤子；许多人穿着特别肥大的衣服，有的穿粗布的条杖裤衩，有的穿着红斜纹布或者印花布的短衬衣，用一条不甚美妙的带子束着，脚上套着露出光脚面的破鞋。他们丝毫没有因为穿这些衣服而感到害臊，也没有人羞辱他们中间的任何人。这些衣服的简陋，给我的印象很不愉快，虽然这是一幅我相当熟悉的图画，很像过去在喀琅斯塔得做工的斯摩梭斯克来的粗木工。

　　我们决定先去看看这所房子的内部情况，然后再到院子里走走，同这些工人们聊聊。这所房子的正中央有一扇大门，一直通到里面，时刻都有人出进，因此我们就走进去了。一座又大又宽的楼梯告诉我们，这所房子能住很多人，墙上涂着普通的白粉，还很干净，结实的铁栏杆使人相信，这所房子是紧严而又牢固的。我们登上一座楼梯，走进过道。一股臭恶的、窒息人的气味像把斧头似的对准我们的脑袋捶了一下，整个过道上都充塞着从不卫生的厕所里传来的臭气。我们不走这层楼的过道了，又上了一层。这里的空气稍为新鲜些，但是也同样有那种讨厌的、窒息人的臭味。我们在这个过道上走了一段，就回头再往上一层楼去了。这里的情况也不美妙，但是我们决定仔细好好看一下，我们沿着过道走进厕所，从那里望望风色，然后鼓足勇气，推开一间小屋的门，往里面张望。显然，我们的行动没有引起别人的奇怪，也没有人问我们找谁。

　　我们推开一间小屋的房间，里面什么人也没有。我们安然地走了进去，随手关上房门。这间屋子的全部陈设，都摆在我们的眼前了。左右两面墙，每一面墙的旁边都放着两张床。这两张床几乎把整个屋子的长度都占住了，没有丝毫间隙，好像屋子的长度是按两张床的尺寸来量好的，两张床中间的窗户跟前，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怪模怪样的小木椅子。这间屋子的整个情况全在这里了。每张床上睡两个人，也就是说，一间屋子住八个单身汉。他们住这个工房，每个月得付……说得正确些，每月得从他们的工资里扣一个半卢布到两个卢布。这等于说，这样的屋子，每月的租金是十四到十六个卢布，而每个工人每月挣的工资，不过在八个卢布和十二到十五个卢布之间。但是厂老板还骄傲地认为，他对待工人是乐善好施的，在雇用他们做工的时候讲定，只要这所房子没有拥挤到水泄不通，都要叫他们住在里面。

　　我们走出这间工房，又去看了好几间。所有的工房都是大同小异的，给我们的印象很坏。我们心里还想去看看替有家眷的人盖的公共厨房、洗衣房和住屋。有一间屋子，里面的陈设很简陋，只放着一床用数不清的五颜六色的碎布拼缝起来的被单，盖在一张挂着帐子的床铺上。帐子的用处有两个：一方面，它能用来遮穷，另一方面，它又能满足一下做人的起码的羞耻心，因为旁边也是这么一张床和这样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是很可怕的，它把我这个过着较好生活、具有种种要求的工厂工人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我们往外面走去。在宽大的楼梯上，我们站下来仔细地望了望救火的器械。但是，这些水龙带、粉管、铅制器具，都不能使我们感到好感和信任；这些亮晶晶的铜制的水龙头和螺钉帽，既不能抹去那些光光的、龌龊的、密集的床铺给人的印象，也不能消除人们在上面抹死无数臭虫的墙壁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后面，过道上有人在大声呻吟，那里还不绝地传来一阵一阵令人厌恶的空气，以致我们心里越来越强烈地痛恨那些压迫人的人，憎恨使人没法弄清不想活下去的原因的愚昧现象。

　　唉！应当尽可能多地把知识输送到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来。

　　只有臆想到下面的情况，心里才感到轻快些：这所房子里也许已经有人在对工人做工作了，说不定，聚集在院子里的人中就有有觉悟的工人，他们的人数会一天比一天地增多起来。柯斯嘉居然还出声地计算着有觉悟的工人累加的数目。然而，这样的计算，是决不能相信的。这种计算有时候会使人十分失望，因为过于乐观了，反倒会悲观。这是顺便谈谈的。

　　我们走到院子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走到一大堆工人跟前。原来，这里在玩掷钱的赌博，几乎所有站在这儿的人都狂热地参加在里面。这些人的脸部都非常紧张，同时还破口恶骂着，以致使我们感到，马上就要大打出手，闹出人命案子来了。我们转到另外一堆人的跟前。这儿在玩扑克牌的赌博，也是骂声响天。这堆青年男女决不会让我们挤到他们中间去，因为这非得具有接近乡下美女和谈话讨她们欢喜的本领不可。不速之客如果这么做的话，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们只好远远地瞅着他们在大院子的草坪上溜溜。我们看了看地窖和储藏室，还看了一些不太使人感兴趣的东西，接着我们就走出这个特别的工厂宿舍。我们对于我们亲眼见到的事情的印象很坏，而且对于那些在乡下待过、现在住在这里显然很感幸福的人的印象也是坏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意识地了解工人生活。这种恶劣印象，长时期地印在我们的心里。后来，在另一个地方，那里的工人生活真使我气愤极了，以致我简直无法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忍得住过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只需要这么低的要求，而且对这种穷得可怜的半饥半饿的生活还十分知足。要晓得，就是一堵必须加以推倒的墙，当它刚刚有些倾塌的时候，也不是几推就能把它推倒。我们对于所见到的东西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它袖手旁观，相反的，是更加努力地去进行深造自己的工作，更加希望赶快地去抵制这种可怕的剥削手段，去扑灭这种对人民的蹂躏和愚弄，同时埋头磨练我们的斗争武器。这就是说，读书和提高自己的觉悟。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自己决不可能这么快就弄清许多问题。我们的知识十分肤浅，我们在宣传的时候经常发生争论。我们的对话人提出的多少有些机灵的问题，常常把我们弄得走投无路，尽管我们确信我们的话是公正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失败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和柯斯嘉对某个经济问题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这是一个关于计件工作的问题。我们向别人宣传的时候，总是向对方提出一个预先想好的问题：现在对工人来说，勤俭好呢，还是偷懒好？回答的结果，总是勤俭的好。于是，我们就向他说，要是干活卖劲的话，就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会很快地降低工资；第二、一个工人干两个工人的活，会使大部分工人得不到工作做，反过来又会影响工资，使工资急剧降低，等等。但是，要是慢慢磨洋工的话，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候，工资会很快地涨起来，至少不会往下落。同时，因为工作完成得慢，又会增加工人的名额。这样，失业的人就会减少，工资也会上涨。看来，我们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别人都不乐意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尽管他们找不出反驳我们的论据。而我们自己呢？虽然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其实心里也想不通，懒汉既然比勤俭的人对社会更有用处，那他们怎么没有出头过好日子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发生。我们去请教Φ来替我们解释。Φ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很浓厚，但又没有机会和时间同我们谈话，便把我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人就住在我们的附近。

　　我们的这个新的领导，是个很不笨的人。他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显然，我们只要一有空，就去请教他。除此以外，他的家庭生活，也像块磁铁似地吸引我们去找他。一间单间的屋子，里面的环境，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使我们感到十分舒适。它给我们绘了一幅我们未来的起居的图案。在我们这个新相识的家里，我们经常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可以常常得到书籍；第二，可以得到他要我们谨慎小心的劝告。我们知道，他在组织内部担任会计职务，而且做我们和城里的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并且知道他认识很多知识分子，而又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我们从他这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听到许多卓越的思想和他对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问题的意见。真的，他最初给了我们两个人非常好的影响。他特别教导我们，要在对人的关系方面细心谨慎。每当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都要询问我们，问我们来时是否留神，后面有没有狗腿子跟着。也许，他是为了害怕自己受连累。他在他的妻子的影响之下，经常向我们反复叙述有关特务、搜查和盯梢的事。这些对我们都很有用处。我们学会严格观察自己身后的情况，尽管实际上没有人跟踪我们。我们在工厂里的行动开始谨慎起来，逐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别人居然还把红卐会的报告给我们看，此外，还送给我许多好书，还有各种已出版的禁书。

　　一部分冬天和整个春天就这么过去了，夏天已经来了。又将入秋了，随着秋天的来临，大家盼望已久的星期日学校也将要开学。有关这所学校的事，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的话。有人对我们说，这所学校有很多好处：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很好地物色人，主要是能得到知识；这所学校的全体女教师，都是义务教书，目的只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知识；她们准备为老百姓忍受政府的一切迫害。柯斯嘉和我心里都很明白，这些女教师是些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迫切地盼望这所学校早日开学。我们竭力劝别人也去报名上学，但是大多数人都回答说，要做小夜班和大夜班，不能上学。这倒是实话。特别阻挠人们无法上学的，是换班的工作。但是，我们至少劝动十五个人报名上星期日学校去念书。关于这所学校的事，我打算留到后面来谈它，现在我想回头重新谈谈我最初了解地下工作的经过情形。

　　起初使我感到害怕的Φ，当然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他竭力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适当时机来影响我们，给我们解说我们所不懂得的问题。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拿他当家长看待，特别敬重他。我记得，有一次，为了阅读第一份地下传单，我和柯斯嘉上Φ家里去了。这是一所黑黝黝的房子，好像有两间屋子，租金十分昂贵，屋内的光景简陋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为了上那里去，穿得相当讲究。穿着浆领的衬衣，等等。然而，屋子也好，屋子里的住户也好，都好像在仇视我的衣服似的，因此我觉得很窘，好像犯了什么过错似的，一面暗暗地诅咒自己的浆领衬衣。我拿定主意，下次穿得朴实些，而且已经考虑到完全抛掉这种浮华的装束，尽管后来我又改变了这个主意。在这间屋子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为П·И。他给我们留下的，永远是最好的回忆。他是我所了解的人中间的第一个人。他抱着一个特殊的目的和工人接近，让他们得到知识，懂得生活。为此，他受到了种种的困苦。

　　很难说明，我和柯斯嘉对这种人的尊敬程度。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这些文化很低的人对其他阶层的人如此大公无私地让我们获得知识这类行动，是不可能不感到奇怪的。在同别的知识分子或者同女教师十分接近以后，我们心里还是久久地怀着这种感情。要是失掉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会万分难过。为了他们，我们甘愿去赴汤蹈火，甘愿去忍受一切痛苦。当然，和知识分子们常常见面，也会逐渐对他们失掉了像对待特殊人物那样的特殊感情。同时你又会感到既失掉了最亲近的工人同志，又失掉了有学问的同志。但是，同知识分子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交往以后，结果，那种在初次会面中结成的特殊感情便会渐渐冲淡，而变成平常的真诚的感情了。我和柯斯嘉在Φ家里和П·И初次会面的那个晚上，一直贪婪地倾听别人谈话；我们迫切地希望干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然而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是抱歉地望着别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三个人，再加上屋主Φ。我记得，还有一个人也在场。哪知道，这人后来竟当了奸细。这人就是柯兹洛夫。我和柯斯嘉特别信赖他，这个情况只是在我们最初相识的一段时间。

　　我现在很难表明，我们当时的观点和民意党人意图之间的分歧，究竟尖锐到什么程度。然而，这些分歧是存在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上面提到那个知识分子给我们拿来了一份民意党人写的传单，交给Φ，同时问他，这份传单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合适？看上去，好像Φ否定了那份传单。我们也没有见到那份传单。后来，当我们问到那份传单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传单丢了。我们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人同民意党人进行的辩论，因此不知道双方在观点上有哪些分歧，但是我们还是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也许，这是受Φ、知识分子和我们的友人的影响。民意党人的传单不大在我们的地方出现了，而且我们也不大喜欢赞成民意党人的活动的人，最讨厌那个——我说后来当了狗腿子的柯兹洛夫。我们还特别厌恶一个民意党人，这人和我们同在一个车间里做工。他经常在谈话中谈他的谋刺沙皇的计划。但是，这些只是一种幻想和计划罢了。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我们的民意党人有过什么真正的行动。这类话，我们都听腻了。事情明摆着：要是他真有勇气去行刺沙皇，或者去杀害和沙皇相等的人，他就应该是个阴谋家，要不，也得是个秘密活动分子，他要是重视自己的计划，就会惦念着去执行它。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活动讳莫如深。等到暗杀计划一旦成功，人们一定会像敬重英雄那样地去敬重他，不过他的理想决不可能对群众起大的影响，因为群众不可能了解他的这些理想。敬仰他的人，虽然很多，然而决不会拥护他。可是，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我却见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光喜欢空谈各种暗杀勾当，除此而外，什么都不会，甚至也不努力去宣传一下他们的思想。因此，很多纯洁的人等着要我们去宣传。当我们去寻找我们认为可靠的人，并给他一本禁书和一本合法的书，或者向他提出有关学校和学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发觉，还没有人同他这么谈过话，还没有人影响过他。但是，我们认为，单凭我们的能力，要去说服一个比我们活在世上年岁多得多的人，是很不够的。

　　有一次，我在班上去找一个民意党人。这人把他的一个爆炸冬宫、谋刺沙皇的荒诞计划，告诉给我听。我虽然认为这个计划没有特殊意义，但是自己却老是嘀咕着这个问题，竭力想说服自己，由我们来执行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要求有一个幻想，而这个幻想又要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因此，计划本身完全是捏造的，但是我自己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怀着这个情绪去找Φ，谈到了那个民意党人的计划。Φ听完后，冷冰冰地回答道，要是有人想谋刺沙皇的话，可以不必费这么大的心思，只要跑到涅瓦大街，租一幢上等房子，或者到旅馆里去租一间屋子，等他路过的时候，开枪打他就行了。人能够开枪打得死麻雀，难道打沙皇就这么难吗？妙极了！这样的答复，可真把我窘死了，而Φ那张老是绷得板板的脸上的嘲笑太羞辱人了。我为我的这个思考那个荒诞计划的笨脑袋，感到万分的遗憾。受到Φ目光羞辱的我，回到家里，拿定主意，再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了，并且对他很冷淡，自己埋头读书看报。我甚至常常头伏着书本，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慌忙熄灯，不让大街上的警察在夜里看到我的屋子有亮光。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我们常常几乎每天都做大夜班和小夜班，甚至星期天还干活，因此我们没有空余时间看书，即使间或碰到一点闲工夫，也白白地消磨过去了。虽然，我还在最好的年岁，但是我已经感到某种特别的疲倦和困乏。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大大地影响我的健康。Φ从来不做大夜班。我们了解到，他每天和领班吵架，结果总能顺利拿到自己的工牌回家去睡觉。这都是因为Φ是个资方缺他不行的工人，只要管理层威胁开除他，他立马要求算帐走人。我和柯斯嘉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厂方第二天就能用新工人来替代我们。因此，我们只好一道待在车间里，甚至一个星期总要有两次在机床底下过夜，为了免得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或者晚上，我们总是在Φ的家里聚齐，上面提到的П·И也上那里去。他给我们诵读拉萨尔[4]论“第四阶级的思想”、论文化史、论阶级斗争等著作。我们因而很愉快地过了好几个星期天，慢慢地越加了解革命活动，和革命活动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在这里还认识了П·А·摩洛索夫[5]。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工人中间最有学问的人。我们常常向往着自己几时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只有一件事不赞成他：他喜欢喝两杯，有时候还喝得酩酊大醉。我和柯斯嘉认为任何一个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喝酒，甚至对于抽烟，我们也加以谴责……同时，我们还严格地宣传这方面的品德。总而言之，我们要求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完人，自己也努力常常做别人的表率。我和柯斯嘉彼此间没有丝毫秘密。我们甚至想同住在一起，但是由于我们都各自租着住屋，根据各种私下的打算，我们决定还是把两间屋都留着，以便将来建立两个学习小组。要是只建立一个小组，那就轮流在这两间屋子里进行学习。

　　我们这时候获悉，已经有人在注意Φ了，逐渐担心会失掉他。П·А·摩洛索夫为了防范万一，决定去寻找一所单幢的房子。他很快就利用上这幢房子了，然而这反而把情况弄糟了，因为这幢房子里住着好几个受到宪兵注目的人，其中也包括Φ……

　　在这幢房子里，Φ存着很多书籍，好像整个涅瓦关的书店似的，但是我们没法从这里得到最大的满足，懊恼自己没有一点看书的时间。真的，为了看鲍凯里[6]的一本书，我们至少得花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种只有一点有限的空间时间的情况下，我们看见书籍，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感到特别羡慕，然而看书还是看得很少，只好通过跑来看我们的П·И的谈话和短短的讨论来提高自己。当然，我们和从前是不同了。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摩洛索夫从家里进进出出地都带着书：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己的身上藏上十五本书，而且走过特务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危险[7]。在这间屋子里，我们认识了许多纺织工厂的工人。因此，我们的交友圈子慢慢地宽广起来，我们的眼界也扩大起来，但是就是感到时间不够。我们也知道，纺织工人干活的时间并不比我们少，然而他们挣的钱却比我们少得多。（在纺织工厂干活，是从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八点钟。而我们连加班的工作时间在内，是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十点半，或者从早上七点钟到半夜两点半，然后再是早上七点钟到晚上十点半）。因此，我们的情况是相当被人眼红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更加热切地希望大家一样平等地干活。这个冬天就大概这么过去了。我和柯斯嘉什么特别事情都没有做，好像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似的，到处都非常宁静，工人们没有闹事，静静的。不过，要是哪个地方出事的话，我们也不大知道。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少谈为妙，而工厂里也没有人发传单。我们所殷切盼望的夏天来了，然而它不像我们所盼望的那样。

　　夏初，也许还在春末，有一天，我们早晨上班的时候，发现Φ不在了，很吃惊，跑去找先前和Φ同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志，可是除了说Φ大概睡午觉，下午一定会来以外，从他那儿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我和柯斯嘉预感到事情很严重。我们三番两次地下楼到Φ干活的车间去，但是全都白跑了。每一次，我们都是失望地回来，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个人对我们的宝贵和重要，同时意识到如果我们的预感证实的话，对我们说来，这将是一个大损失。吃晚饭的时候到了。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赶到班上去等候消息，因为我们也害怕到Φ的家里去。忽然，一个同志垂头丧气地走来，他详细地把Φ遭到搜捕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当然什么违法的东西都没有被搜到，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收藏得很好。不过，他们还是逮捕了他，把他押走了。他现在在哪儿？情况怎样？我们都怀着这些心思分开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很难过，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遭到不测。车间里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大伙都忙着赶快做完各人的活计。这是为啥呢？是为了赶快接别的活计。重新忙着干吗？是为了急如星火地加油干活吗？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仍然为的是：老板需要利润！因此，你得在老板把应付给你的微薄的工资扔给你以前，拼命地、头也不回地干活！这时候，我的眼前又浮起一幅宪兵警察到来的图景。

　　我们的Φ没有了，我们的家长和父亲没有了，同时又失去了他那深思的目光、严肃的面孔、他的钢铁般坚强的毅力、还有他那无畏的勇气。唉！失掉这样的人，是非常难过的，尤其对一个对这种损失还不习惯的人来说。后来，我很安然地看待逮人的事了，那样做，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对现实妥协，毕竟是很难过的。

　　我和柯斯嘉现在开始考虑别人过去替我们决定的问题了。Φ的被捕使我们的青春倍增活力。但是，我们的好友却竭力向我泼冷水，他这样做是枉然的。我们背地里称他为胆小鬼，算不上是个人，尽管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地请教他给我们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在这方面满足了我们，不过反复叨唠，想叫我们暂时安静些。他说：不然，你们会落到监狱里，过早地把自己坑害掉。这番话对我们不起作用。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干自己的事。柯斯嘉这时候调到另外一个车间去了。别人呼他到那里去管理一批学徒。他现在有很多宣传工作可做了；情况要求我们设法去弄各种小册子。我们挨着书店去寻找，甚至到好多地方去询问两本违禁书籍，我们不知道它们是禁书。最后，我们终于慢慢地做出一份可以到处询问的书籍目录了。

　　我们虽然感到自己孤单无援，但是并没有灰心丧气。柯斯嘉顺利地在他的车间里替П·А·摩洛索夫找到了工作。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纺织厂过去不要他，还因为他从此就能生活安定，保障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们最高兴的原因是：他能在我们紧跟前领导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得到新知识。那时候，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了。情况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必须着手启发年岁和我们相仿的青年，以及许多比我年青的人，同时揭发厂方施行的某些剥削行为。这时候，柯斯嘉在一个受我们影响、家庭负担很重的人那里租到了一间屋子。我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去找柯斯嘉。每次碰到柯斯嘉，我总是再三询问他，这天他和摩洛索夫谈了些什么话，心里很想打听到一些有趣的事。但是，柯斯嘉说摩洛索夫现在只埋头工作，新的工作把他吸引住了。我们希望他赶快把自己安置好，那时候他就能和我们畅谈了。情况完全出人意外：有一天，宪兵队把他叫去了，随即把他逮起来，关进拘留所了。这件新的事件，完全把我们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们几乎失掉了一切领导，因而我们的好朋友也越来越厉害地用各种话来吓唬我们。他要我们把存在他那里的书拿走。在我们没有把这些书拿光以前，他一看见我们，就反复地怨怪我们……

　　总之，这个夏天，我们作为两个成年人开始进行宣传工作，虽然我们感到自己做独立工作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果真，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我们被迫同情况妥协了。没有Φ，没有知识分子П.И，没有摩洛索夫，我们不由得常常感到自己的境况十分孤立。忽然，有一个人到涅瓦关来找我们了。这人早就熟悉各种革命活动，革命经验也很丰富，而且无条件地忠于事业。我们立刻感到了一股新的活力。同时，我们的处境也立刻好转了。无论哪个星期天，我们都不约人到自己家里来，自己也决不上别人那儿去。同派尔、玛克斯维尔、托尔东等纺织厂以及尼古拉铁路工厂的联络，已经安排就绪，会议开得很频繁。参加这些会议的，虽然纯粹是一些个别的人，但是大伙的目的和意图都是一致的，原因是运动高涨了（如果能够这么说的话）。

　　我们由于一心一意地埋头从事革命工作和交友的活动，连星期日学校几时开学，都没有去注意。大家迫切等待的开学日，终于到了。当然，我们大家都去报名进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既是一个健全的文化机构，也是一具从泥沙中筛取谷子的筛子，而且也是一架使两个东西互相撞击的机器。这里的社交圈子虽然不很广，不过也够复杂的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准备进行经常的小组学习。说不定，还有别的一些小组，但是我们不了解它们，同时也不打算去打听它们。彼得堡刚一入秋，各方面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来了，跟着便掀起紧张的脑力劳动。我和柯斯嘉忙着做各种各样的紧张工作，因而干脆不回家。一个新朋友，我们称他叫Н（В·А·谢尔贡诺夫[8]——俄文版编者）的，是个工人，住在涅瓦关的后街。他和一批知识分子有联系。这批知识分子的外围，好像有很多工人，因而他们想在涅瓦关领导经常的小组学习。H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我的屋子比较方便，做了学习场所，因为我那里没有外人。这个小组是六个人组成的，加上讲解员，一共是七个。于是，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便开始了。讲解员[9]向我们口述了这门科学，没有用笔记本。他常常设法启发我们站起来反驳或者争辩。那时候，他总是鼓励我们，要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辩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学习是十分生动有趣的，而且还会慢慢地把自己养成为演说家。这种学习方法是向学员说明问题的最好的手段。我们对这样的学习，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对我们的讲解员的智慧常常感叹不已。我们暗地里俏皮地说他的秃顶的原因，就是他过于聪明了。这种学习还教导我们去自修，去找寻参考资料。我们从讲解员的手里拿到了上面写着许多问题的纸头。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留神了解和观察工厂里的生活情况。于是，我们在厂里干活的时候，时常假借各种借口到别的车间去，实则是通过观察的途径去收集必要的消息。有时候，得便，我们还交谈一番。我的工具箱经常塞满了各种纸头。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设法偷偷地抄录我们车间的工作日数和工资数。毫无疑问，缺乏空闲时间，是搜集各种消息的主要障碍。但是，事情还是有所进展的，虽然不像应该的那样完满而热烈。

　　学校中的学习，还是照常进行。女教师们的生动而又巧妙的言词，引起我们产生出一种对学校的特殊热忱，而我们的议论也是没有完的。女教师们采用的办法，我们很了解，而且惊叹她们有一种激发每个学生坦白说话的本领。这些学生中间有小市民，有工人，有农民。我们每来一次，就越加紧密地同学校和女教师接近。我们感到自己特别同情她们，彼此间都产生出某种亲近的、纯粹思想上接近的感情。大家一走进学校，就坐在课桌旁边，怀着某种特殊的感情等待女教师。她的到来会引起某种难于描摹的快乐。每一班里都有这种相同的情况。所有上学的学生都不能不钦佩和赞扬他们在学校耳闻目睹的一切事情。原因是，这所学校是如此深奥而巧妙地传播着知识。不仅如此，常常还有个别的人带朋友到学校里去看看女教师，听听课。我自己就曾经抱着这个目的到别的班里去过。

　　女教师还想在校外影响我们。为此，她们在我们中间指定了几个人，邀请我们星期天上她们家里去玩。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星期天，五、六个人进城了，时间大约在下午一点或者两点光景，详细时间，我记不清了。在女教师的家里，我们也是坐在课桌旁边，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喜剧“纨绔子弟”[10]中的剧中人。她们向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用功地研究剧中人，就能当众公演这个喜剧。我不知道，其他的学生过去是否有过这种愿望。但是，我和柯斯嘉第二次去的时候，方才明白，研究这个喜剧的剧中人，乃是一种喜剧，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研究它们而转到饭堂里去了。那里，桌子上放着茶炊和吃食，喝茶时候谈的，根本不是“纨绔子弟”，而是沙俄政府的种种残酷行为。桌上出现了许多相片，照的都是各地闹饥荒、移民饿死等等的凄凉景象。她们好像在努力“鼓动”我们，其实，我和柯斯嘉早就是忠于这个事业的人了。因此，我们提议，不必教我们学习喜剧“纨绔子弟”，而把她们知道的全部东西都教给我们，同时用不着预备点心和茶，这些客套会使女教师们——一些很不富裕的人负担过重。我们这种访问很快就自动停止，宪兵们在注意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永远牢记着这些次谈话。我应当说明的是，除了学校女教师家的学习和我家里的经常的小组学习以外，我们还同上面说的知识分子П·И学习。在每星期约定的日子，到时候，П·И还是很准确地继续来看望我们。那时，我们在另外一间屋子结合了八、九个人。他给我们进行有关各种知识的讲演。我们仔细地阅读了拉萨尔的一部分著作，后来还阅读了凯南（Кеннан）的著作。凯南的著作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我们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常常放下书本，就在屋子里睡了，尽管我们不是经常这样。我们十一点睡觉，早晨四点或五点半非起来上工不可，因为这时工厂已经开始强行吞噬无数的人了。

　　这时候，我们在求知方面非常紧张。对我们来说，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放工空闲下来的每一个小时，我们事先都加以安排好，而且每个星期都是这么严格分配的。现在有时回想起那段时期，自己也感到十分奇怪：从前过那样紧张的生活，精力不知从哪里来的？由此，也就会明白其他城镇缺乏有知识的工人同志的原因了。那些地方甚至知识分子都很少，你会深深地感到知识分子的不够。同时也会完全明白，彼得堡工人很容易从自己的队伍里挑出又勇敢又有觉悟的工人，甚至彼得堡省经常还能提供出十分热情、勇敢、首先是有教养的战士。我们这些当时的彼得堡人，四周围都是知识分子，然而还是常常嚷叫着，要工人自己在小组中抓紧同志们的学习。这只有在缺乏知识分子、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知识分子的省份内，才着手这么做。在这种基础上，像我们在下面的场合所见到的那样，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着一些独特的交往关系。我们这时候被四周围的各种知识和愿望压得气都喘不过来。要把这些知识灌输给我们，远远不是经常能够办到的事。原因是，没有空闲时间来学习，何况学习的时候许多人都说，他们的身体筋疲力尽到对他们讲什么都接受不了。年9月底，彼得堡涅瓦关后街的工作，就是这么进行和准备的。那时，各个小组中的建设工作进行得很缓慢。情形很明显，知识分子中间有人正在准备开展充分影响广大群众的工作。我们的小组也间或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对这个新工作很不熟悉，而且也没有一个能够指导我们做这件工作的人。显然，我们不能特别匆忙地来进行这类活动。

　　有一天晚上，我和柯斯嘉买了书从城里回家，在有轨马车的顶座上碰到П·А·摩洛索夫，他刚从“拘留所”放出来，挎着一包袱书和内衣，准备上他妹妹家里去。用不着说，我们对于这个突然愉快的见面，高兴得没法讲，立刻把摩洛索夫拉到柯斯嘉的家里去。我们在那儿向他提出有关宪兵询问他的时候的各种问题，问到他的被捕情况，问到监狱中的生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要把他送回乡下去。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坏，因为碰到他所高兴的理由是，我们又有了一个能干的领导人，就是说，情况会不断地好转。我们三言两语地向摩洛索夫说了说我们的工作情况，当然用我们的成功之处去使他高兴。晚上的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一直把他送到他妹妹那里。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不从人烟稠密的斯摩棱斯克村走。客气地分手以后，我们就回家了，一边讨论对这个晚上的印象，心里更加迫切地需要努力工作。

　　这时候出现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青年中间有很多十分忠心于事业的人，经常反复地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某一个人被捕了，那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倍加小心，或者说，做一个不太积极的同志呢？他们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就比他好，要不，就不如他吗？为什么别人一定要逮捕他，而不逮捕我呢？难道我就经不起审问吗？不，去说，我愿意证明，我也是这样的同志，也忠于事业，决不会逃避逮捕？同志中间某个人被逮捕以后，一些热情而又坚强的人便立刻反复表示这样的信念和意见。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甚至写信向某些同志提意见，向他们指出，这种态度对待事业是有害的，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指出，重要的是尽可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尽可能长时期地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竭力把自己的价钱卖得高些，并且在自己被捕以后，把痕迹留得更深一些（也就是使自己活在同志的心里长一些）。然而，我也不是经常注意这点的。因此，我相信，这种情形也是我被捕的一部分原因。总之，我希望每个人开头就应该谨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举一动。

　　摩洛索夫动身后不久，刚入冬，一个大清早晨，我被敲门声吵醒了。我本来就养成习惯，睡觉很容易醒，现在立刻从打门中醒来了。当然，我毫不迟疑认为，来的准是宪兵，由于想到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便镇静地去开门，放那些后来把我关进牢里去的仇人进来。和自己的一切愿望恰好相反，神经非常紧张。但是，我在表面上还是竭力装得很沉着。心里暗想，宪兵在我这儿什么也不会找到，走到灶屋里，看到房东老太太在那儿唉声叹气，准备出去关门。我向她说了几句话，叫她放心，便走到过道上，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熟人声音。原来，我对宪兵的预测为时过早了，但是我深信他们还是会来的。一个好心的女人——柯斯嘉的女房东，站在我跟前激动地哭泣着。她告诉我说，柯斯嘉被捕了。她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是我们感到她很懂得我们的正义的观点。当然，她亲眼看到了搜捕的全部程序。在别人把柯斯嘉装上敞篷车带走以后，她感到她好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面哭着，一面撇下孩子，奔来给我报信。而我呢，不是安慰她，而是向她说，他们也会立刻到我这儿来。因此，我要她回去，甚至不让她待在我那里。她继续哭哭啼啼的，奔回家看孩子去了。我努力把屋子里的各种便条字箋以及对宪兵有用的东西都清除干净。一两个小时过去以后，我就要去上工，可是宪兵还是没有来。我走进工厂，感到失去了一个对我说来非常宝贵的同志，一个我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同志。他先我而去尝试俄罗斯宪兵的蹂躏了。柯斯嘉将会怎么样呢？宪兵将用什么去折磨他呢？他们会在他家里搜到什么违法东西吗？我的思想一直围绕着这些问题，脑子里惦记着很快也要这样来搜捕我。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和他这么接近，在他屋子里吃饭，他们竟没有像注视柯斯嘉那样注视我，——这是不可能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根据一封上面有柯斯嘉的完全地址的信以后去逮捕他的。当然，幸运的是，他们在他的屋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虽然没有预料到会逮捕他，但是我们对于逮捕的可能性已经作了相当的准备，因此他的被捕并没有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糟糕的只是，没有他，我们在他的车间里的工作完全停顿了。那里有很多年青工人，柯斯嘉特别惯于对他们做工作。我是绝对不能上这个车间去的，只能对那些我竭力在厂外与之会面的人做点工作，做我能够做的事。在我屋里集会的小组学习，照旧准时而又经常地进行，像往常一样，只不过感到少掉了一个人。

　　柯斯嘉被捕后不久，H对我说，我必须去参加彼得堡工人的一个普通会议，会上需要解决某些个问题。我记得，涅瓦关方面出席这次会议的，连我在内，一共是三个人。会议是在城边的一个工人的家里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人，看来，至少有十五个。好像，其中有好几个知识分子，或者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在所有的人没有到齐以前，大家都是轻声地谈话，好像开亲切的小组会。人一到齐，也不举行任何特殊仪式或虚套，便开始讨论各种问题，而且争论起来。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因此，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和他感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在这类会议上发言：参加会议的，全都是工人的领袖，或者是一些很有修养的、惯于体面地应付这种场合、并能巧妙地说明自己的思想和建议的工人。当然，大多数人事先就已经知道将要谈些什么，而且过去已经参加过这类会议，在那里培养了说话的勇气。我细心地聆听他们的争论，当然弄清了问题的实质。我清楚地记得，有人提议，设立彼得堡工人互助储金总会。这个互助储金会应当是所有互助储金会的总机构。基金，由各“区”的互助储金会提供。彼得堡工人互助储金总会的目的是，设法把钱交给被捕的工人，必要时资助某地的“区”互助储金会。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互助储金会现在有钱和工人的互助储金会基金空虚因而无法满足很多急需的用项这一问题时，大家议论纷纷。许多工人坚决希望从知识分子方面支取一部分款项。他们的感情相当冲动，以致引起我的惊奇。我疑惑他们的感情冲动，准是为了问题触及他们的荷包，因而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害怕自己失言，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问题终于解决了，办法是从知识分子的互助储金会里拨出一笔钱来，放到工人的互助储金会里。在这以后，决定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会计员，另外还选举两个什么负责人，我记不清了（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保证）。大家决定在隐匿出席人的姓名的情况下，用下列方法来选举：所有的人都固定坐在一个位子上，每个人的名字都代之以一定的号码。我好像是第十三号，每人都领到一张同样大小的干净纸头，把他要选举的那个人的号码记在纸上，叠好，接着好像放在一顶帽子里，然后再计算掺杂在帽子里的纸头。谁的号码，被写的次数多，谁就算当选了。当我被选上会计员的时候，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通红，感到很难为情。我走到桌子跟前，在上面放了十个卢布，说：“同志们，这十个卢布，是红十字会的一个人交给我，捐给彼得堡工人的。”

　　大家留神听着，然后对这件事表示意见。我不记得他们说些什么了，况且我在自己激动得还没有平静下来以前根本就听不清楚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这个被选上的会计员，重新走到桌子跟前，拿了钱，就这么行使起自己的职务了。此后，大家又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争论些什么，我可记不得了。接着，参加会的人开始一个、两个地走了。天黑时，我同一个同志走出涅瓦关，回家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好走了。这是第一次会议，我是作为一个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当然，这不是众人选举出来的代表，因此只好瞒着好多人，虽然我原先还以为它是一个盛大而又隆重的会议。不过，它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印象。

　　我仍旧在厂里干活。走运的是，我转到另一个帮里去做容易做的活计了。我在那里坚决拒绝做急件，我终于侥幸地摆脱了它。同时，同帮里的人都非常了解我，了解我的观点，猜想能从我这里弄到秘密书报。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别的帮里的一些老师傅跑到我的虎头钳床上来，直截了当地要我向他们谈些什么。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年青，感到很不好意思。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实话，因为说完这话以后，我就聊开了，像俗话说的那样，我竭力绕圈子说，结果怎么呢？——他们很乐意听，赞成我，夸奖我。然而，我还嫌不够。我想叫他们完全献身给事业，从此就停手不干小夜班和大夜班的活，阅读书籍，学习，用功而又坚持地学习，像我自己那样。但是究竟不是所有普通的、常常爱喝几杯的人都能什么都不考虑，而只惦记着社会主义的。我在这方面犯了一部分错误：我根本否认这些人能参加党。毕竟在一天内不可能坚决把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扭转过来，使他们都成为有思想觉悟的人，像他们中间的个别人一样。但是，群众仍然可能在各种时机中变为彻底革命的人，然而这种时刻事先很难确定，甚至在一小时前都确定不了。我逼真地回想起这么一个晚上，那时工人群众的情绪十分激昂。他们很难忍着不让自己投入已经迸发的暴动的漩涡中去。他们很难抓住紧握在手里的石块，不把它们抛出去，哪怕去砸坏领班的某个狗腿子家的窗玻璃。在这种时刻，袖手旁观是决不可能的，要制止自己的同志，不让他们去憎恨自己的压迫者，那非要有很大的勇气不可……事情发生在年圣诞节前夕。节日前两天，工人们做完活，拿着工资薄，各自回家了，像平常放工回家一样，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怨言，虽然每个工人都不满。事情很明显：厂方常常拖欠工资，特别是年终最后的两、三次工资。

　　星期六三点半钟，汽笛拉起回声，机器停止不动了，突然全厂静寂无声。这就是就说，工厂将要停工到下星期一（大家都知道，发完工资以后，是很少有人愿意干活的）。往常只要工厂汽笛一拉放工回声，工匠们便从各方面奔出来三脚两步地往大门口走，有的人跑着，有的人从什么角落里奔出来。门警们一面吆喝着，谩骂着，一面不停手地习惯地搜查工人的身体。但是，工人越挤越厉害，门警们只好动作加快。可是，到了星期六，大伙出门就慢吞吞的，不慌不忙的，甚至一小堆一小堆地聚在一起。这种情况说明，大多数人还待在车间里，等着发工资。许多住在附近的人，听说出纳员还没有从城里拿钱回来，便回家吃晚饭，然后再赶回厂来，甚至不肯放过自己领工资的次序。但是，住家离厂很远的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没有结束他们对厂方或同伴的一切事务以前，不能回家，不能放下自己应尽的各种义务。他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下去，工资还是没有着落。时间一直拖到晚上，工人终于开始怨骂管理处，其实一放工，管理处的人都走光了，甚至没法找人问问，到底几时发工资？因而大家都怨声载道。到了八点钟，出纳员终于带钱回来了。他听到四面八方都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埋怨声，有的地方还破口恶骂，扬言要向出纳员砸铁块。看来，出纳员简直是个替人受罪的倒霉鬼。出纳员默不做声地赶快踏进车间办公室。过了五到十分钟，开始发工资了。有时候，大约到十一点半钟才发完工资。当然，三点半钟完工，接着在厂里干等到十点钟，可以想象到，在这以后回家，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去，甚至上澡堂洗澡，也没有时间了。这些自然使工匠们很生气。然而，厂方还是作恶多端，对工人的埋怨，毫不理会。

　　年圣诞节前夕的情况，偏偏就是这样。完工第二天，工匠们大约在午后到厂里去领工资。他们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地继续等下去，但是钱还是没有着落。许多人都诉苦，没钱买粮食。有的说，明天就活不过去。另外一些人发牢骚说，他们本来想回乡下去一次，现在看来去不成了，诸如此类。黄昏了，钱还是没有来，甚至没法弄清事情的原因。有人说，老板破产了，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很多人开始相信这点，因而散布的谣言就传开了，接着又出现许多谣言。当然，这些谣言都是对工人不利的。结果，大家都有点惊慌失措。工长们很着急，工匠们一会到车间里去，一会又从里面出来。在工厂附近的大街上，工匠们一堆一堆地站着，热烈谈论老板和工资的事。谈话中夹杂着各种谩骂。这时可能会酿成不小的乱子，但是厂方在七点钟光景宣布，工资改在明天上午十时发。这正是圣诞节前夕。尽管大家很不同意，但是已经宣布的声音毕竟起了安慰的作用。工人在出入口附近结成密集的人群，一帮一帮地拥出工厂。过了一会，人群慢慢地散开了。全厂重新宁静地酣睡到天明。

　　这种情况在圣诞节前夕又重复发生了。傍晚，大街上，天已经黑下来，家家户户都掌上灯。冬天，车间的工作台和机床上的电灯都点上了。别的地方也亮灯了。到处都有人在乱慌慌地谈话。大伙急得站也不好，坐也不是，出出进进地一会从车间里跑到院子里或者大街上，一会又从那儿往车间里走。我也到处乱跑，听别人讲话，自己也到处讲。我出去走到院子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看上去，不相干的人，厂外的人，很多。他们也在厂里和车间里来回地走动。我在街上稍微说了几句话，便回到车间里。突然听到有人说，厂门口闹事了。我不相信地说，我刚从街上回来，那里什么乱子也没出。可是，大家不相信我说的话。很多人马上站起身来往外走。不用说，我也想把事情弄清楚，因而也和别人一起往外走。在楼梯口跟前，领班十分着急地冲着我们走来。他声嘶力竭地嚷道：“哥儿们，别到大街上去。钱马上就送来，就要发工资了。请你们别着急！我求你们安静些。”这些话破除了全部怀疑，工匠们赶紧下楼，匆匆地往厂门口奔去。我们身后有几个工人在叫唤。喊我们回去，生怕惹出麻烦来。这些唤声，徒然无用，谁都没有理它。我们一会工夫都奔到大门口了。大批人都成了看热闹的了。根本没有办法从这堆人中间穿出去。我们厂里的门房都给打坏了。玻璃碎了，窗户框子也坏了。大街上有人用石头和木棒往我们的厂里扔，目的想砸坏灯炮和墙上的石头老鹰。灯很快就灭了，玻璃也碎了，好像石头老鹰也受了重伤。在这以后，石头和木棒就停止往厂里扔了。于是，我们也就能从工厂的院子里出来跑到大街上了。门房被打得七零八落，成了一群愤怒的好汉们的战利品。他们甚至想放火把它烧掉，但是没有成功。它像个妖魔似的屹立在那里。谁都不敢走进去，害怕别人疑心他是门警，而被人打死。因而门房没有被烧掉。所有暴怒的人的视线，现在都放到工厂的对门去了。那儿门上的灯，怎么也没法砸坏，其实人们不愿意去砸门房，生怕害了自己，因为这间门房里放着大家的出入证。

　　大门旁边有一幢长形的平房。工人大伙所痛恨的厂里的一个管理员就住在这里面。工人们也打算惩罚他一下。怎么惩罚他呢？大家就着想打开他的门，可是就是打不开，于是决定放火烧他的门楼。

　　“把火油拿到这儿来，快一点！”奔到门楼前的人嚷道，可是没有地方去弄火油。有人弄来了几只打坏的火油灯，把它们吊到门楼檐上，把火油洒在堆成一堆的各种木块上。

　　应当说明，这时候，人群把大街都堵住了，连一辆马车都过不去。然而却有一辆拖着三、四节车厢的机车，还是要继续开过来。机车司机害怕工人冲上车，伤害服务员和旅客，便让火车开足马力往前冲，自己则坐在窗户底下，在火车开过工厂以前，不准备了望路程。工人看到这种情形气愤极了，把所有握在手里的东西，全都往火车上扔。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专门砸车厢的窗子。他支出一根长棍子，像打鼓似的，敲打飞驰而过的火车的窗户。车上很少有几块玻璃是完整的。旅客们吓得伏在车厢的地板上，避免被石块和木棒打着。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出事。工人们只要轻易地在铁轨上放上一样什么东西，覆车就不可避免了。显然，这时候站在工厂附近的工人吓得没有去参加这些行动。

　　在打门房的同时，又有一批工人向厂方开设的杂货店奔去。这个杂货店是工人的灾星。赊购物品的工人在这家杂货店里不仅受商店里的坏蛋的气，还要受形形色色的狗腿子的欺侮。工人在这里花钱买东西，不能要求过严。别人给什么，他们就得拿什么。他们得不到自己必需的东西。工人在买肉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一点。他们先给你骨头，你要是叨唠两句的话，就把你从厂里开除出去。当然，现在在闹风潮的时候，这家人人痛恨的商店，是不会让它好好待着的，事实上，它是被捣毁了。果浆罐头被砸碎了，很多别的商品被毁坏了，糖和茶叶被洒在大街上，碗盏器皿等等东西也被打碎了。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工人们就这么砸坏了门房和放在里面的账本和书册，砸碎了洋灯，还想闹到一个管理员的家里去。这个管理员同全家人躲在屋内，不敢出来。他感到他快没命了。后来，工人们又打算烧掉他的屋子（也没有成功）。他们打了商店，毁了大批货物，还去砸总管理处和厂长家的窗户玻璃。总管理处和厂长住宅的房子是面朝大街的。大家把一块一块的煤块，直往这所房子里扔。我也抓了一块煤，可是没有扔。最引起大伙生气的，还是那家杂货店。所有的人都往那儿奔，把一条又窄又细的小胡同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切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

　　当地警察局的消防队成了管理员的第一个救命恩人。消防队的驻地离管理员的家很近。消防队制止了工人在这儿的行动。哥萨克骑兵队迅速出动，出现在工厂对面的大街上。他们听说工人去砸杂货店，便往那儿奔去。但是，狭窄的小街道不让很多人涌到小胡同里去，到杂货店去。毫无疑问，待在杂货店里的人企图尽可能快地从里面退出来，可是退出来，还是会碰到哥萨克。一部分人越过篱笆，跳到工厂的院子里，没有碰着哥萨克。哥萨克在杂货店附近逮捕了很多老百姓。这些人根本没有去捣杂货店，只是好奇地瞧瞧热闹而已。

　　消防队来了以后，圣彼得堡的消防总队长巴斯金将军，也紧跟着来了。他向总管理处的房子走去，但是大门关得紧腾腾的。过于胆小的管理处的职员们，没有迅速让这位将军进去。他因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很着急，摁着电铃的按钮。这时候，又有一个年约十五岁光景的人，安慰一小群工人，说他马上到办公室去安排一下，叫他们马上发工资。有人回答他说：我们不是闹风潮，只是等着领取看来别人不顺意发给我们的工资。最后，大门敞开了，将军几乎像跑似地奔上楼，到办公室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一群人聚到办公室跟前，没过十分钟，聚集了五十多口子。这时候，那位将军从楼梯上下来了。他出来，走到大街上，来到我们的跟前。他的脸涨得通红，看来，非常生气。应当说明，他对管理处的解释不很满意。但是，他仍然面对着聚在大门口的工人，呵责我们不该砸坏门房和杂货店，泛泛地谈到我们的行动是不道德的。一个上了年岁的工匠理直气壮地答复了他，指出，整个捣乱事件都不是工人干的，而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搞的。这些人后来首先去砸杂货店。他还说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也说了几句话，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发了言，接着这位将军又要求我们老实些，不要胡来，至于发钱的事，他们立刻会找钱来。他说，钱本来已经送来，出纳员们因为害怕闹风潮，又回到城里去了，现在已经派专人进城找他们去了。这位将军再次地要求我们安心地等着拿工资，随即忽然往大门口走，然后上杂货店去了。这时候，显然，哥萨克骑兵赶来了。过了半小时，出纳员带着钱出现了。在各个车间开始发工资给工人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头儿脑儿们都到总管理处去了。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紧急的会议……

　　我很想弄清酿成这次风潮的起因。根据较为可靠的人的说法，事情的发生原因是，有一个顽皮的小孩骂了门警一句，或者向他扔了一样什么东西。警察当场把他逮住了，巡官命令他把小孩拖到门房办公室去。人群奔去保护这个小孩。这时，不知是谁打碎了一块玻璃。这就是整个骚动的原因。这时候，在场的门警和人群混在一起，要不就躲藏起来，逃到院子里，尽量离开那些暴怒的工人。

　　在圣诞节的假期内，在斯摩棱斯克村逮捕了大批人，原因是我们的工厂就在那里。他们按照令人十分怀疑的指示，逮捕了很多人。譬如说，有些人的被捕原因，只是为了过去和某个狗腿子吵过架，要不就是和哪个领班顶过嘴。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警察局的命令而被捕的，或者是根据在搜查时发现二两或者四两原封的茶叶和白糖而遭到逮捕的。理由是这些茶叶和白糖的数量比杂货店赊卖贩上最后一次记载的数量多。总而言之，逮捕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过去根本就没有引起别人怀疑他们同情革命运动，或者赞成闹风潮。所有被捕的人都坐了长时间的牢以后才得到审判，而且好多人的罪名都被判得很重。在圣诞节的假日内，我们讨论了有关出版评论这次风潮的传单的问题。时候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大家都希望从这个问题开始试着进行鼓动工作。编写了一大张传单，然后用胶印版印刷好，订成若干小本子，准备散发。这时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把它们散发掉？大家委托我来主持这件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把小册子散放在工具箱里，不方便，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因为是第一次，准备的小册子也不太多。我记不得了，星期六呢，还是星期一，那天晚上，我把一部分小册子分别散放在各个厕所里，余下的，我尽可能地把它们撒掉：从破玻璃窗里塞进车间里；从门缝里把它塞进别人的家里；放在锅炉上；还放在机车的窗架上。总之一句话，我千方百计地把这些传单都放到所有的车间里。在工厂的另一方面，也有人准确地把一切事情都办妥了。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把传单放到工具箱里，放在工人们常常在那儿歇腿的扎棍机上，等等。这件工作做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容易。然而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还是有些胆小。关于这些传单的事，事后很少听到别人谈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传单太少，还是不该在风潮以后马上就出传单，或者是另外什么原因呢？虽然我们都很想把原因弄清楚，但是什么都打听不出来。在某一个车间内，一个发现小册子和传单的工人，把它交给了领班。领班蛮不讲理地去找一个老工人，斥责他不应该散发传单，其实那时候他早就不过问这类问题了。我因为这个老人受到无理的谴责而很为他难过。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把传单暗中扔到他们的车间里去，我也向他讲明了原因。这次经验，可以认为是成功的，虽然没有看到特殊的成绩。在这以后不久，彼得堡港也有人照样把传单偷偷地放到各个车间里。他们在那儿的活动，比我们塞棉尼可夫工厂有劲得多。圣诞节过去以后，每逢星期日，我们又开始在我的屋里进行学习，同时大伙重新到星期日学校去念书。此外，上面提到的П·И也常上我们这儿来。他仍然有时候在晚上给我们讲读些什么东西。我们完全埋头在书本上了。

　　在学习的时候，小组里有时发生这类事：我们正在屋子里和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坐在一块谈论问题，这时候，忽然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的头探了进来，接着又消失了；有时候，在露过面以后，整个的人也跟着走了进来。我们的谈话或者讲解员的发言只好中断。这时进来的人要求某个先进工人和她出去，随即他们就一起走了。原来，这人是民意党人。她在我们小组学习的时候来找人，感到很不好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意见分歧的情况，并不很尖锐。在同一个小组中间，有时候既有社会民主党人，也有民意党人。这种情况的原因常常在于：小组里的人过去都是民意党人的小组成员。民意党人最后终于止步不上我们的小组来了，原因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小组，同时他们也没法把我们小组的人和拥护我们小组的人拉过去。这时候，我们这儿有一个少女和一个被放逐出去的犯人的妻子。她们有时候向我们提议想参加我们的学习，或者参加我们在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下举行的读书会。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我们曾经独自读过凯南的著作。读书的那间屋子，本来就已经有五、六个人了，现在至少得加上两个人，因而产生一个问题：人会不会太多呢？大家在这方面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女人参加到我们中间来，会不会对我们小组的学员产生不良影响。结果，大家在这方面谈出了某些危险。一个组员甚至表示，如果情况真是这么复杂的话，他都不敢保证自己。这个看法本来是某个纺织厂的工人说出来的，后来我们都被这种看法迷惑住了。鉴于这种种缘故，大家都拒绝妇女参加我们的学习，虽然她们有时候还是来看望我们。这是我这一辈子碰到这类问题的唯一的一次……然而，我深信，下次碰到这类问题一定会完满地解决它。

　　Φ·A也三天两头地来看望我们。他是一个非常乐观而又很有人缘的工人。拿革命活动的经历来说，他可以算是老资格了。我总是特别喜欢听他的谈话，接受他的意见。我把他当作是我们必须接替的老前辈。不过，我常常怀疑，我们将来会不会比他更坚定，更顽强，更聪明。我牢记着他被押上“十字架”去受刑的情况。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善良的人，一个可说已经失掉生命，但还被迫到监狱里去的人。他的一部分生命被交给了饕餮的专制政权。我记得他曾经埋怨我们很少唱歌，据说他们过去是常常唱歌的，并且唱得很多。这是事实，我们更少唱好的歌子，也不大懂得它们。我们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学习下去。当然，这时候，又相识了好多工人。光阴不知不觉地过去，春天又来了。我记得，我这时候同帮里工头的关系搞得很糟，起初是因为我不做小夜班和大夜班，后来他干脆要把我排除出去。工头对我越来越厉害的、尤其是最近的独立行为，很不满意，另外还不满意我带坏了工头想按照他的心意加以教导的一个年青小伙子。这个年青小伙子在我们的帮里当学徒。这个暗斗，结果终于在某一天把我调到另外一个、情况更糟的帮里去了。我在这个帮里干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次干急件，全帮的人都被迫做夜班。我和另外三个人不愿意干。他们用解雇来吓唬我们，而我们还是不答应，大发雷霆的领班给我们每人下了一张两个星期的旷工条。这等于使我们两个礼拜没法干活。如果我们旷了两个礼拜的工以后再去上班，他们照例还要强迫我们上夜班。这种手段常常能把一个工人治得服服帖帖。我拿了旷工条以后，去找驻厂检查员。他想把我打发走，对我大嚷一通，把全部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而不责怪厂方。我向他指责说，我是找他求保护的，不是来叫别人对我大嚷大叫的，也不是来叫别人把领班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的。听了这话，检查员的态度和缓下来，说他曾经一再禁止在厂里实行这种办法，可是他们还是采取这种办法。他答应到厂里去检查这件事。结果，领班受了惩罚，把扣掉的两个星期的工资又发还给我。这件事在厂里议论纷纷。有一段时期，我居然成了敢于冲撞领班的英雄。显然，在一个短时期内，车间里不再强迫别人做小夜班、大夜班和全夜班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已经准备离开本地，转移到别处去。但是，后来由于接到任务，而又留下来继续做工作。不久，还要搬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很久，还没有受到警察的注意。这里还可以继续进行小组学习。夏天来了，星期日学校被关闭了。女教师们都四分五散地走了，工人运动也好像停止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工人运动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日益壮大了。不过，目前的工作，由于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在进行方法上有些独特。

　　这个夏天，彼得堡的工人又召开了一次常会。这次会议是在涅瓦河右岸糕点工厂后面稍左的一个树林子里举行的。大家在那里谈到运动太缓和，应该通过某种方法去加强它。大家都埋怨小组的活动，一致要求声势浩大地进行某种新的、还未检验过的活动。争论的很激烈，嚷得也很火爆。两个青年工人的发言特别尖锐。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加以刺激，加以抨击，还责怪工人对新思潮太冷淡……总之，这次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有人提出了给恩格斯墓送花圈的问题。恩格斯刚在那时候逝世。一部分人主张送，大部分人反对。反对送花圈的理由是，我们的运动范围太小，如果送一个上面附着彼得堡工人敬挽的字条的花圈，很不恰当。同时，我们还将失掉一个同志，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苦恼的，而最主要是，我们的花圈会误期。要在安葬那天送上花圈而不是在事后，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最好用别的办法来纪念恩格斯，不必老惦念着花圈。这不是什么男爵和公爵的死，这些人死才需要花圈哩……

　　这个意见占了上风，后来好像提出过拍唁电的问题，现在我不记得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散会后，大家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些思想，必须尽可能地从积极的方面来改变宣传方法。但是，这件事做起来，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这时候，还只能读到胶印的宣传小册子……只能把革命问题的领域限止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只有领导本地本区和小组的工人，才略略知道这个狭窄的范围。现在还可以在具有下列情况的若干边区和省份里看到这种现象。那里，工人还在自力地摆脱愚昧和闭塞的地位，得不到知识分子的帮助……

　　这时候，每逢星期日，我还同四、五个人带着书本到涅瓦河对岸去，在那里阅读一些书籍，读完再讨论；我们也对工厂里发生的事件互相交换意见，大家准备在秋天，考虑再建立几个新的学习小组，并且预先确定好十分可靠的人。毫无疑问，这时候工人互助储金会还存在，但是没有制定出严格的章程，因此现在很难弄清那些钱是怎么分配和支付出去的。我只记得，支出了很多买书的钱，甚至连购买违禁书籍的钱都没有记账。钱支得最多的，是一所合法的图书馆。[11]我们从女教师那里得到了很多书籍，自己也买了好多。而П·И也经常给我带书来。利用各种杂志上的文章编辑而成的很多宝贵书籍，都失落了。我后来经常感到书籍不够，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地估量到一本好书对于其中没有知识分子推动而工人只好自己迈步前进的城市的好处；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书本才能成为好的领导。现在是新时代了，有着新的歌声。到处都传播着，而且必然传播着定期的违禁读物。这些读物可以做许多问题的指针。一个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工人既然有可能得到这类书籍，因而也就得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锚。

　　年的秋天到了，知识分子纷纷从各地赶来。大家开始感到运动正在猛烈地高涨着。来到本地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工作，尤其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把工人搁置了整整一个夏天而受到过责备。大家都忙着要弥补夏天的消沉（说良心话，这个夏天决不能算消沉）。机器全都开足了；冬天还没有到，而各个小组就已经开始集会了。每逢星期日，每个小组里都会出现一个知识分子和五个工人。大家都强烈地感到屋子不够，全都有人占着，因而特别租了一间屋子，专门用来学习和开会。有关鼓动的问题，已经肯定地解决了。但是，我对此不满意。我担心各个小组会被消灭，认为鼓动工作会把他们完全害掉。到那时候，我和其余的人就不会看到这一工作的果实。然而，各个小组的活动仍然进行得很好，有人要求我再建立一些新的学习小组。大家都等待着散发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在这以前不久，有人开始监视我了，而且还不止监视我一个人。引起他们特别对我注目的原因，后来才弄清楚。有一个工人从我这儿拿了几本违禁书籍回去以后，送了一本给他的妹妹，而他父亲又在他妹妹那儿发现了这本书，于是就把这件事报告给宪兵了。这就是引起他们暗中监视我的原因。这种监视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虽然有人警告我说，很快就要逮捕我了。我还是干我的，不过格外小心谨慎了，不让宪兵注目。工厂里仍然出现违禁书籍。这些都是我通过我的一个同志干的。

　　那时候，托尔东呢绒厂里也酿起各种风潮。这些风潮主要尽是因为厂方降低工资而引起的。最好在宣传传单中说出工人们最关心的事，譬如尽可能地说明当选的大多数领导者（和社会主义组织无关）的要求。为此，通过一个工人，把他们召集在一间秘密的屋子里。然后，由一个知识分子和他们谈话，弄清他们的情况。可是，谈话没有成功，原因是托尔东呢绒厂的工人不愿意同一个他们素不相识的人谈问题，疑心别人会给他们上当。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只要求写一份恳切的请愿书给他们去求见市长。写一份如泣如诉的请愿书，对于大伙是枉然无益的。同时，要指望依靠这份请愿书去得到什么好处的话，更是想入非非。因此，通过托尔东呢绒厂的一个工人（现在变成了狗腿子）收集来的材料，都已写成了传单。这个工人和我们都对这个传单很满意。传单印了出来，然后偷偷地把它们散发在工厂里。这样，热火朝天的鼓动工作便开始了。

　　不久，普契洛甫斯克工厂里也有人散发传单了。有人拿了一份传单到涅瓦关来给我看。有一个同志在工作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份传单和一瓶胶水，跑到厕所里。他趁没人的时刻，把胶水抹在手上，用手掌把胶水抹在墙上，贴上传单，随即便溜到车间里去了。过了十五分钟，他忍不住地去看看他的那张传单。原来，已经有十五个人光景站在传单前面。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大声地读着传单。但是，他念不好，这个同志便挤到前面，高声而又抑扬顿挫地向在场的人念起来。大家都非常注意，厕所里挤满了人，不断地有人看。所有的人回到车间里，都要怂恿别人去看。你来我往的，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小时，大家都看过了传单。最后，管理处知道了这件事，便下令把传单扯掉。然而，当厕所里挤满了很多人的时候，门警不敢去扯，其他的许多敌人也没有胆扯。这种情况特别引诱我和我的那个同志去进行这件事。此后，我们常常把小册子和传单偷偷地放在厕所里和背人的角落。过了一会工夫，这些小册子和传单就不翼而飞了。事情明摆着，有人悄悄地把它们拿走了，居然，快得我们都来不及注意。我们由于留神观察，最后我们终于发现一个人，悄悄地走去，小心地把他寻到的东西塞进袖子里，立刻带着它走出厕所。

　　开冬，工人代表开了一次会，人数大概是六个。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不久就要用油印机印出来，散播到所有的工厂里去。不过，这份传单还没有最后定稿。有些地方，还需要订正。当时宣布，这类会议将要经常进行。好像说，一个月至少要开两次。参加这个会议的知识分子方面的代表，就是宣读上述传单的那个人。从这点可以看出，组织方面已经采取各种新办法，以求促进宣传工作。当时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情况非这样做不可。看来，一部分知识分子负责草拟上述各种传单，并且在十分秘密的组织问题方面和工人保持联系；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负责学习小组的工作。当然，我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情况是了解得不够清楚的。譬如，某人是谁，是做什么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时候知识分子和工人，双方都在加紧活动。在从学习小组过渡到宣传鼓动这样大的变动中，还没有产生特殊的误会和争论。显然，这是因为各个学习小组在继续努力进行各自的活动，并且恰如其分地符合其正确的工作方法，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被公认为令人十分满意的。凡是在宣传鼓动的时候放弃学习小组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转向不正确的、有害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必然会在有觉悟的工人中间产生激烈的争论……这种情况不仅不能培养出有觉悟的工人，而且知识分子也会在不参加小组学习的情况下逐渐变成修养很差的人，同时也不能深刻了解工人的心灵。

　　一年前，我在埋头从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校女教师那里学习各种优美的言词和学识的同时，胆怯而又怕难为情地去参加各种会议，而现在我被逼着要到处独立工作，解决学习小组、工厂和学校中发生的一切问题。有时候，显然感到自己很不在行，但是还是需要讲话，还是需要发表意见，还是需要给别人解释问题，原因是许多优秀的、聪慧的领导人都被流放出去了。既然要做一个先进的人，那就不能不讲话。我不认为我自己不会出漏子，要自己注意自己是相当困难的。我在工作中十分努力和异常小心。

　　有一次，放工以后，我到那尔弗关去办件事。在一家人家遇到了那里的一些本地人。人们常常谈论他们，说他们都很勇敢，而且都能带头做榜样。不过，他们自己也常常到处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一心一意想在这里看到或者听到个把新事情，好学习学习，把它带回涅瓦关去，虽然，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是，我在那儿没有发现一件新鲜事情。因而我对他们，对带头的工人的一部分信心便大大地冷却下来。从此我就更加热烈地专心致力于自己涅瓦关方面的工作，很少亲自出去了解别的地方的工作了。我对整个涅瓦关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我特别感到这个地区在广泛散发过第一批传单和小册子以后，运动是高涨了。我们收到的传单和后来收到的小册子，都很顺利地散播到各个工厂里去了。居然，撒传单的时候，谁都没有被人发现。当然，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加胆壮起来。同时，我们等待着更多的东西去散发给群众看。这种活动立刻把群众带动起来，各个工厂也谣言四起，说很快又要起风潮了。“我们这里人人都说，过年以后一定会起风潮”，厂里的一个临时工向我这么说道。这人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事业。另外一个工厂的临时工竟然直接向我索取大批宣传读物，同时向我指出：我在我做工的那个工厂里常常散发许多传单和小册子，而他们那里却很少。我不能把宣传小册子给他，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过去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这次我怀着殷切的期望问他，想弄清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组织的临时工人心里的想法。同时我还产生一个要求，想叫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弄清群众的真正的意见。而这些人则是我个人的群众。

　　现在我想来谈谈，参加过我们学习小组的知识分子П·И。这年冬天，他不大到学习小组去了，尤其不大上我这儿来了。但是，他介绍了两个对学习小组很有兴趣、很负责的人。这两个对事业忠心的人，受到了学员们的爱戴。这时候，有一批知识分子，坚决要求我们给他们建立学习小组；经过长时间的商谈以后，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不是秘密地去工作，而是经常两个人一起去。与其说他们是上课，还不如说他们对他们所不满意的学习日程进行各种质问和批评。起先是学习小组的领导人，接着是学员，都纷纷抱怨这类学习毫无益处……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人数最多的一批，由于准备进行鼓动，了解了彼得堡方面的全部情况。他们领导了鼓动工作，这也就是说，送来了一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同时，他们还弄明白这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将在什么地方散发。地方上的工作是由工人来领导的。他们把宣传品转送到所有的工厂里去散发。每一个工厂里，只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来进行这个活动。这个工人知道哪儿需要多少宣传品，还知道散发传单的具体日子等等。上面提到的两批知识分子想通过我们的帮助，双方合并。但是，这件事由于整个工作的失败而作罢了。

　　12月5日前后，我们遭到了一次突袭。若干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知名的工人被捕了。逮捕的事，大家本来是预料到的，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范围会这么广。不用说，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然而没有像以前发生事情时那样强烈。我对于逮捕这件事已经司空见惯了，能够很镇静地把它忍受过去。学校里的女教师的脸上眼泪汪汪，神情都很惊慌。这种惊慌与其说是为自己担心，还不如说是为事业担心。一般的影响当然非常重大。转送宣传品和传单的工作停顿了。必须到全区的各个地方去看看。这些地方的革命活动已经中断了。我们必须重新去掌握这个地方。可是，没有这份力量了，各处的小组已经瓦解，甚至我们这里的部分情况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本来只有三个工人，而现在特别感到H不在了。可是，我们还能继续活动。在工厂工作的人员方面，我们没有感到特别的损失。知识分子方面露出了缺点，他们不能迅速地恢复元气。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仍旧按时举行了会议，建立了联系。这时候，同志们的意见十分激烈，想打垮我的顽强的态度。我本来就特别反对进行鼓动工作，虽然我也看到这种工作对于提高工厂群众的一般情绪会起肯定的效果。可是我害怕，万一事情失败，一切都将完蛋。我毕竟在这里犯了错误。我知道，我被捕以后，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当然，那时候，我再也不会过问鼓动工作了。我对于我没有被逮捕，感到非常奇怪。看来，他们不逮捕我，是另有打算的，企图追踪我的线索。但这点警察当局方面并没有得逞。这时，同志们把我制服了，我终于同意继续进行鼓动工作。为了显示一下我们的组织的力量，我们在秋真制造厂、玛克斯维尔纺织厂和派尔纺织厂散布了几本宣传小册子：“谁是靠什么活着的？”、“每个工人应当知道些什么和牢记些什么？”、“代表会议”、另外还有一本宣传小册子，名称，我不记得了，数量都很多。这件事造成了大混乱。警察和宪兵继续出动，这只能更加激励我们，而信心和勇气则在各工厂工人读者的心里扎根了。谈话和争论非常激烈，看来，汹涌的浪头就要涨到船舷里面来了。尽管这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学校做过任何事情，但是玛克斯维尔纺织厂的领班苏里茨却指摘学校是这一切现象的祸根。他把有人从邮局寄给他的东西都转交给了宪兵。不用说，他密切注视着他的工人。他们在工厂里逮捕了很多人，或者暗中记下看传单的人。令人最感兴趣的是，有一个暗中散发传单的人在干活的时候进行活动，相当大胆。大胆得出奇，一次也没被他的同伙发现。尽管他经常单刀匹马地一个人在各个车间里暗中撒传单，有时还把传单扔到里面待着三、四个人的锅炉间里，而这些看到传单的人从来也没有来得及发现，传单究竟是谁扔的。大家起初好奇地端详这些扔进来的传单，等到弄明事情真相以后，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去看它们了。有时候，他们看完，便立刻把传单撕掉。不过，胆小的工人，很少会这么做。有一次，塞棉尼克夫工厂由于发生一件奇怪的事而没有出现传单。原因是：某个工人傍晚收到传单以后，把它们藏在一个地方，等到第二天早晨上工去拿这些传单的时候，发现那地方的传单竟然不见了。

　　此后，大家便更加小心了。一直到我被捕，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而失落的传单也没有弄回来。一个月内散发了相当多的宣传小册子和传单，但是居然还发生了某些误会和抱怨：某些工人抱怨说：给他们的传单给得比别的工厂少。情况也多少是这样的，宣传小册子不够。我有把握很快就能弄到这些宣传小册子，打算到那时候，再广泛地把它们散到各个工厂去。各工厂散发宣传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把宣传品偷偷地塞到工具箱里，或者把它们放在机床台上；有的人把传单塞在别人的大衣口袋里，这个办法做起来比较容易，比较简单；有的人把宣传品放在工人常常拿东西的地方，有时候把它们丢到锅炉间的工人那儿，把宣传品丢在大修的机车的各个部件上是最恰当不过了。有时，那里的工人上工以后，过几小时就发现了这些宣传品。那时候，从奥伏德运河起，一直到桥边的小教堂中间，只有一家小工厂，而亚历山大村里一家大工厂都没有。那儿没有出现过一本禁书，因此我们在那里没有自己人。在派尔纺织厂和玛克斯维尔纺织厂里，我们的人就特别多。如果这些人中间能够出现一两个自己人的话，工作就会上轨道，而且只消一个月就能把损失完全弥补上。真需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大失败以后，过了两三个星期，各地的联系又接上了。

　　到处都沸腾起学习小组的蓬勃工作、传单和宣传小册子的鼓动工作。大失败以后，过了四个星期，我收到了相当多的传单，性质都大同小异，谈到宪兵策动的这些突袭，谈到政府取缔思想觉悟的工人的办法。我接到这些传单以后，感到散布它们将是我的最后一件工作。我努力把传单按照各厂工人的数量加以适当地分配好，然后把这些传单分别送给我所知道的人，同时弄明白他们大约在什么时候散发。这些可靠的人立刻动手工作。有的人为了把传单妥切地贴在公共场所，忙着准备打浆子，或者找胶水。把传单分发完毕后，我和同志们告别，并且预先告诉他们，我可能被捕，一面嘱咐他们，在我没有去找他们以前，千万别上我家去。晚上十一点半钟，我搭上公园去的有轨马车往亚历山大村，到某个同志的家里去，有人在那里等我。我把应该分给奥布霍夫工厂的传单交出以后，预祝他们平安地继续工作下去，同时告诉他们，我相信在这批传单散发出去以后，我一定会被捕。接着，我就泰然地回家，心里满有把握地相信，明天一早，从施里塞尔到布拉格去的整条公路上的工厂里，都将有人散发传单。当然，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时，警察将四处奔忙，搜索散发传单的犯人，也必将有很多平白无辜的人被诬称为嫌疑犯。

　　白天过去了。晚上，我哪儿也没有去，留在家里，准备别人来搜捕我，我对这点早就估计了。也真是这样，我刚睡着，就听到嘭嘭的叩门声。我的房东迷惑不解地赶忙去开门，而我即自言自语地认为自己再也不会是涅瓦关方面的工人了。一个警察巡官从房门外闯进来，紧接着，自由党人——警察局长阿迦冯诺夫也跟了进来。他一面狡猾地表示道歉，一面声明他的来意，要在我这儿搜查一下。但是，当他们经过详细的搜查，在我这儿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后，他还是客气地宣称，仍旧要把我逮捕起来。他说，这是小事情，过两三天就会把我放出来。不用说，我是什么都准备好了的，这些对我都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早晨，当彼得堡大街上的路灯熄灭的时候，我和警察巡官，连同另外一个犯人，走进了拘留所。我弄清坐在我边上的这个犯人的唯一罪名是：有人在号房里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拿走一本宣传小册子，交给了宪兵，因而他被捕了。宪兵确认某些个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就是这样。我也弄清楚，其他一些犯人也是不大参与撒传单的工作的，像坐在我对面的那个青年人一样。因而，我相信，那些真正散发传单的人，没有被逮捕，还平安无事地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最后，我们都被关在拘留所里。庞大的监狱，第一眼看到它，我就打内心里厌恶。但是，不得不和它接近，按照它的规则生活下去。十三个月的监禁，强迫我忍受着自己心里在这个时期内产生的种种波动。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内，我没有和一个同志交谈过一句话。我旁边的人，也和我一样，默默地忍受着长年累月的死般的寂寞。我的关于圣彼得堡涅瓦关方面的活动的回忆，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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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人常常因为劳累过度而躺倒在床上。按照工人的说法，这种活计叫做“卖命”。——作者

　　[2]井包，这就是说两个工人或者几个工人干同样的活计，因而像上面所述的，一个人拼命追赶另一个人，最低限度，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作者

　　[4]拉萨尔·斐迪男，——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列宁称他为旧式的黑格尔主义者，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和先进科学的敌人。——译者。

　　[5]П·А·摩洛索夫——织布工人，是对彼得堡工人进行宣传的鼓动员。他曾经几度被捕和流放。他在索里维契城流放时，同H.E.菲道席夫过往很密。在沃塔城流放后，又流落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在那里身患重病，但是仍然从事革命工作。年4月，他重新被捕了。出狱后，他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被送到斯摩棱斯克省绥乔夫市，后来死在那里。列宁主办的《火星报》在纪念П·А·摩洛索夫的文章中说道：“死者是我们运动中的优秀的鼓动员之一。“（年5月第4号）——俄文版编者

　　[6]鲍凯里·亨利·爵麦斯，——年，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把社会发展历史解释为地理条件对各民族的心理影响。他把历史的内容归结为理性的发展。——译者。

　　[7]这个办法后来被宪兵知道了。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常常发生这样的事，警察和特务用手推撞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如果发现这个人身上带着书，便当场把他逮捕起来。他们用这种方法曾经屡次逮捕过身上藏着传单和禁书的人。——作者

　　[8]В·А·谢尔贡诺夫，——年，俄国革命家，圣彼得堡的冶金工人，布尔什维克。——译者

　　[9]讲解员是列宁。——俄文版编者

　　[10]俄罗斯大文豪冯维辛的作品。——译者

　　[11]这所图书馆是克鲁普斯卡娅主持的。——俄文版编者